1979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李赤然整理旧卷宗时发现自己的工资册早在1969年就被划掉了，他愣了几秒，自言自语：“看来还得跑一趟南京。”那一年，他六十五岁。被闲置在西安已近八年，日子清苦，脾气却一点没淡。
追溯到1949年初夏，第一野战军一部奉命改编为防空部队，李赤然从团政委直接跳到新防空军训练部，专抓办学。他做事利落，军委点名表扬。1957年防空军并入空军，他随编移防，职务升到军级。彼时的“李政委”在南京院子里种了一排桂花树，官兵都觉得这位西北汉子好相处。
1962年春，空军总部拟将他北调沈阳军区空军政委，临下文前一夜，南京军区打来电话：“人留下，改任南空副政委，稍后转正。”李赤然拎包回宁，没有多问。只是那张任职公报最终迟迟未见，他心里划了个问号。
1964年整风扩大化，点名批判的名单里突然出现了他的名字，“个人英雄主义”“反对正规化”，帽子一扣，任职自然作废。争辩无果，他被要求离开机关，原想回南京老部下的家借住几日，却被告知“最好听组织安排”。李赤然索性提出去西安：“离家乡近，清静，也省心。”
到西安后，他每月生活费仅三十元。放在当时，温饱尚可，但要赡养母亲、抚养两个未成年的侄儿，远远不够。他没向任何人抱怨，靠写字卖给碑林摊主补贴家用。老伙计来看他，他笑着打趣：“穷是穷了点，字还管饭。”
1976年，“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的风声传来。1978年空军党委正式为李赤然摘帽，政治结论改正。几纸公告解决不了八年的空档工资，他清点被没收的行李：一台德国老式放映机、一沓训练日记、几件冬装。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写信让他回宁办理补发手续。
1980年1月，他到达南京，政委赵昭与政治部主任车某先后接待，手续流程列得清清楚楚。李赤然暗自松口气，以为事情快了。没想到材料上报司令部后，气氛陡然僵住。一天傍晚，车主任低声对他复述袁彬司令员的原话：“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账！”
这句话像刀子。李赤然当晚在旅馆连写三页申诉草稿，越写越怒，又撕得粉碎。他清楚，官兵们认的不是情绪而是程序。第二天，他只向赵昭简短陈述：“我是来办组织认可的待遇，不是来伸手要额外好处。”
办事节奏却再次拖慢。伙食费、房租补贴、搬家费，条条框框全需司令签字。折腾了大半月，节骨眼总卡在袁彬那里。李赤然在日记里写道：“制度之上，有人情；人情之上，还有个人的好恶。”字里行间，火气难掩。
转机出现在2月10日。军委办公厅来电，要求各大军区月底前完成老干部待遇清理，名单里赫然有李赤然。赵昭趁热打铁，把全套文件送上司令办公桌。袁彬沉默片刻，只在角落签了个字，却没说一句话。事情至此才算定局。
3月初，李赤然领到八年欠薪及各项补贴，总额两万多元，还取回那台老放映机。他把钱分三份：一份寄回甘肃家乡修祖坟，一份交给空军干休所医药互助金，剩下才留作日常。他对身边战友打趣：“拿到手，心安了，夜里睡得更香。”
有意思的是，手续办妥后他却没有立即回西安，而是悄悄去了南京老机场。他在塔台下站了很久，看着歼六起落，叹了口气：“从防空到空军，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身边年轻塔台值班员不认识他，只道一声：“老首长，好风大，注意安全。”他笑了笑，披上大衣离去。
4月，他搬回西安干休所。那年端午，一位老飞行员送来粽子，两人聊到南京那段波折。老飞行员抱不平：“李政委，您就这么算了？”李赤然摆手：“事理分明就行，做人别斤斤计较。可若谁再拿‘待遇账’说事，老子可不依。”
这场摩擦最终被岁月吞没，但几个细节留存档案：空军政治部三次催办、袁彬一度拒签、赵昭全程跟进。这些往来文件，后来成为研究拨乱反正时期军队老干部政策落实的重要个案。档案里仍能看到李赤然批注的那句话——“制度面前无特殊，情面也无可倚”。
李赤然终其一生没再踏入军区机关。1988年授衔制恢复讨论时，有人想推荐他担任顾问，他拒绝：“白纸黑字已给我公道，再挂职务算什么味儿？”同年，他在西安静养，闲时写下近十万字回忆录，标题定为《归队与归心》。手稿里写明：把待遇理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个兵出生、兵做事、兵有始有终的交代。
1993年冬，他病逝于西安，享年七十九岁。治丧通报中，南空司令部的唁电只有短短一句：“李赤然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的光辉一生。”字数不多，却算给晚年的误解一个收束。
那台德国放映机今天陈列在空军干休所展柜，旁边放着盖满公章的待遇清理表。参观者常被提醒：文件寥寥几页，走完却用了整整两个月。有人喟叹手续繁琐，也有人赞叹最终归正。对李赤然本人来说，或许只是简单的逻辑——账该怎么算，就得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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