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贪婪，金钱和权力迷人眼，自古以来多少人倒在权力斗争上，死在了金钱堆。古代皇权维护地位，就不能忽视“贪婪”二字，因为有人起了贪心，无论是觊觎国家财富，还是觊觎至高无上的皇权，都会选择铤而走险。
想要巩固中央集权，就要时刻提防，最好能够提早发现苗头，将一切都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依靠监察制度。
而最早出现监察制度萌芽的时期，恰好是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各国君主野心膨胀，礼乐崩坏的时代，最忌讳缺乏约束。
“齐威王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赐酒大王在前，执法在旁， 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史记》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来，齐威王在位时，就已经有“御史”了，而御史的职能主要是监察百官。御史检查百官，不仅是谋反这种大罪，日常工作生活也在监察之列，避免官员越矩。
可见，战国时期的监察制度已经开始萌芽，并出现了肩负监察职能的官员。但笔者翻阅了相关的古籍，却并未找到战国时期出现监察的机构和制度，这意味着当时的监察制度并未出现，仍处于萌芽状态。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监察体系也随之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官员无论身处何处，全都在监察范围之内。
中央有御史府，地方有监郡御史，覆盖了朝廷的文武百官，各地的地方官员，监察制度已经非常全面。
御史府由御史大夫负责，下设御史中丞、御史丞和侍御史，整体只做一件事，专司监察百官。
汉朝基本沿用了秦朝的监察制度，但明显对监察工作更加重视。御史府在汉朝时期，逐渐从行政系统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了监察机关。这种将监察机关独立出来的举动，自然让御史府多了一丝神秘和威严，让御史大夫游离在百官之内，却又与百官有别，监察力度更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连串的朝代，无不是“动荡朝代”，战乱频发，和平年代很稀少。在这种大动乱时期，皇权的统治力下降，各地豪强趁势崛起。皇权时刻感受到威胁，对文武百官和各地官员的监察力度达到空前状态。
皇帝直接掌管御史台，权力也随之膨胀，“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即便是各地的封疆大吏，也都在监察的范围之内，甚至还出现了谏官，连君主都能谏言纠正。
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监察职权的各部门分工也开始更加细化。谏官的地位在这段时期不断上升，单独出现了谏议组织，与监察机构地位相当，两者之间互相补充。唐朝有一位著名的大臣，名为魏征，被誉为“诤臣”，便是谏官中的佼佼者。
到了宋朝，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朝经济发达，又重文轻武，监察部门和制度在宋朝获得了肥沃的发展土壤。尤其是地方监察体系，较之前的朝代变化甚大，增设通判一职，并在地方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全都对中央直接负责。
试想，在地方官员的地盘上，设置直接向中央负责的监察机构，对各地官员的警示性直接拉满。这种谏言可以直达天听的机构，会让地方官员收敛很多，一旦出了大问题，恐怕不是掉脑袋这么简单了。
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和强度全都达到了巅峰期。中央由都察院和罢谏院来负责检查工作，同时还设立了“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是明朝创立的新检察系统，独立存在，主要负责对六部的监察工作。
明朝在地方设置了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使，对各地官员进行严密监察。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所熟知的锦衣卫也属于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锦衣卫不仅对百官监察，甚至连百姓都监察。
而且，锦衣卫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侦察、抓人、审讯、关押，锦衣卫一个部分就全能给办了。锦衣卫不仅有权力，还设有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刑讯和处决都自己说了算。这已经属于一种独立的司法权，独立于刑部之外，所行之事刑部也管不了。
从锦衣卫就能看出来，这种特务组织将监察机构带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无论是朝廷的文武百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时刻处于锦衣卫的监察之下。锦衣卫的强度和力度，以及权力的高度，在整个古代的监察机构中，都属于独一档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已经不可能在监察手段上超越明朝的锦衣卫，否则力度再提升下去，百官可能都要影响正常工作了。
于是，清朝时期的监察机构，整体还是沿用了明朝的制度，只不过在将十三道监察御史增改为十五道监察御史，又将“六科给事中”并入于都察院，虽然看上去有所改变，但实际上改变并不大。
不过，清朝的监察制度还是整体上有所提升，主要体现在监察法典方面。清朝颁布的《钦定台规》，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法典，也没有能在成熟方面超越的存在，监察制度也随着这部法典的颁布，迎来了古代监察制度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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