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7日，冬雨敲在上海外滩的石阶上，三十八岁的杨帆披着大衣走进市公安局大楼，一封刚刚译出的密电摆在他面前。那天夜里，他率队捣毁隐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座秘密电台，抓到了负责联络的特务刘全德。几个月后，人们才知道这一步棋阻止了一场针对陈毅市长的暗杀。
要说杨帆的公安嗅觉，并非一朝练就。1932年，他考入北大文学院，四年后从戏剧评论跨入地下斗争。1939年春，他将大批药品和进步书籍送进皖南，随后留在新四军军部当秘书。皖南事变突围时，杨帆差点丢了命，后来写下《皖南突围纪》，在华中党内传阅极广。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副局长，1950年转正。
谁都没料到风云翻转来得这样快。1953年，他在苏联动颅内肿瘤切除手术，回国休养。1954年冬夜，局里一通电话把他叫走——“北京开会，有要事商量。”家中厨房还有未拆封的年货，夫人李琼以为丈夫最多几天就回。
那通电话后，杨帆再没出现在上海街头。随后传出的却是“涉嫌包庇特务”的指控，罪责直指1950年“二·六”轰炸案。杨帆解释，利用俘获特务搞反情报，是华东局批准的行动，案子也是公安局破的。然而调查组认定：“涉嫌通敌”。关押地点先是京郊，后换几处监所，长达十年预审。1965年8月，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狱中日子硬得像墙皮。他把牢房里能找到的书统统读遍，《马恩全集》《黑格尔逻辑学》甚至一本《气功疗法》；每天打坐、吐纳，十三年没断。对审讯，杨帆一句话反复：“我是革命者，不是内奸。”可最难熬的，不是铁窗，而是接连传来的噩耗——父母、姐姐、幼子先后病故；家里剩下六个孩子，全靠李琼单扛。
李琼在新四军就和杨帆结成伴侣，她太了解丈夫的脾气：要么彻底服罪，要么寸步不让。她选择相信后一种可能。1960年代，她每月写信给有关部门，先讲孩子读书，再提丈夫健康，字字平实。后期联系断了，她无从得知杨帆身处何方，只能守着上海老宅。
1976年之后，形势起了变化。李琼又开始四处投递申诉材料，武汉、北京、上海，谁的信箱能塞就塞。1978年11月，一张盖着湖北省公安厅公章的薄纸寄到上海——杨帆在荆江农场劳动。
一周后，五十九岁的李琼带着么儿辗转三十多个小时来到荆江。初冬的农场寒风呼号，杨帆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头发乱得像枯草，目光飘忽。李琼叫他：“老杨，我和孩子来了。”杨帆眯眼看了半天，淡淡一句：“你们是谁？”那口气像刀子，直割心头。李琼暗自咬牙：必须把人救出去。
当晚，她赶往武汉，把情况面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当年在上海即认识杨帆，听完当即指示：“先治病，再说其他。”十天后，杨帆住进武汉同济医院。检查结果让医生皱眉：久病、营养不良、创伤后应激，外加术后遗留问题，若再拖，神智恐难恢复。
中组部很快接手。1979年初春，杨帆被护送回上海华东医院。为了避免他产生被审视的压力，家里几个孩子轮流穿护士服陪护，病房里每天放舒伯特的小夜曲。温度、光线、饮食都按精神科建议调整。三个月后，杨帆第一次完整喊出“大女儿”的名字，那一刻，李琼退出病房，狠狠抹了把泪。
1982年8月，潘汉年获平反。档案再检，一条条指控被推翻。次年8月，中央正式下文，恢复杨帆原有级别待遇，补发工资、职务津贴，判决书中“内奸、特务”字样删除。杨帆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与其说是拨云，不如干脆让云散了算。”
1985年12月，六十三岁的杨帆正式离休。那天，他把当年《皖南突围纪》的手稿交给上海市档案馆，嘱咐工作人员：“留给后来人自己看。”1999年2月20日，杨帆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七岁。李琼陪在床头，握住丈夫已冰凉的手，没有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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