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3日，北京的柳絮刚刚飘起，耿飚在外交部小会议室里接到一份任命：赶赴阿尔巴尼亚，出任大使。外界只注意到中苏边境的紧张，却很少有人想到，中国在巴尔干半岛还有一条援助“动脉”，每天都在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
这位五十六岁的上将转身去整理行装时，自嘲地说了一句：“又要从头学起。”过去二十五年，他先后在晋察冀战场、联合国大厅、斯德哥尔摩旧城窄街、卡拉奇沙漠热风里穿梭，身份几变，脾气没变，遇事爱较真。也正因如此，周恩来才放心把这个远比中国小得多、却要求极多的南欧国家交给他。
6月12日，专机落地地拉那。机场两旁摆满了“中阿友谊万岁”的横幅，横幅下面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卡车、推土机和麻袋。欢迎人群不多，掌声却很响。耿飚第一眼就明白：这里对中国的“需要”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物质上的。
一个月后，他开始跑项目。从北部的毛泽东水电站到南部的法罗拉造船厂，再到爱尔巴桑的化肥联合体，工程名字冠着“友情”，现场却漏洞百出。德林河上游的水电站号称提前两年完工，可脚手架上不到三十名工人，还散着喝空的苏打水瓶。陪同的阿方官员卡博递过一份新的设备清单，语气客气，眼神急迫。耿飚心里有数：清单背后是一张永远填不满的索要清单。
有意思的是，工地边的农田里堆着雪白化肥。一行人走近，颗粒被太阳晒得发脆，踩在脚下嗑嗑作响。耿飚想到山西和湘西的庄稼汉，一袋化肥要分成几次埋土，心里一沉。这天夜里，他在驻地的灯下记下第一批笔记：“援助应当雪中送炭，不可随手成灰。”
11月24日晚，霍查和谢胡设宴。席间，两位阿方领导人绕着弯子提出新要求：更多的化肥、棉花、滑雪步兵装备，甚至要按人口比例分配古巴糖。耿飚放下刀叉，直截回问：“贵国降雪日不足两周，滑雪部队练给谁看？”谢胡愣了愣，还是把话挑明：“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一句话，空气僵住。
当天深夜，耿飚在大使馆关上门，用八行大字写了封电报草稿，随后又觉得不够透彻，索性改写成长达十九页的详细报告。从项目进展、物资流向到浪费现象，他条分缕析，最后建议“援助需立规矩，量力而行，扶上马可，不可包办”。为了准确，他把数字反复核对到凌晨。
报告经乔冠华转呈北京。不久，李先念看完文件，把它放在桌角，对身旁的工作人员笑着摇头：“耿飚胆子真不小，这么快就把老底掀了。”一句轻描淡写，却是认可。文件送至游泳池畔的中南海，毛泽东批示：“好大使，敢讲真话。”
消息传回地拉那，耿飚并未松口气。他继续巡查。在法罗拉，他看到工人把从海里捞起的高档电缆堆在仓库外任凭海风吹；在几条省道旁，他数出了超过一万座水泥碉堡，墙体钢筋同样来自中国援助；纪念碑、档案楼、甚至扑克牌——凡是中国能造的，阿尔巴尼亚都要复制一点。耿飚心里明白，这不仅是浪费，更让两国关系失去正常的平衡。
1970年春，他带着缩减援助的执行方案回到北京汇报。会场不大，话题却沉重。有人担心“兄弟情谊受损”，有人担心“国际舆论误解”。李先念突然发言：“不是兄弟不兄弟的问题，是吃饭穿衣的账要算清。”一句话，定了调。
之后几年，中阿矛盾不断，而援助逐渐收紧。到1978年，邓小平批准外交照会，援助全面停止。阿方掀起口水战时，胡耀邦批示：“置之，莫动。”这一处置，恰好印证了耿飚当年报告里的那句提醒——“原则要硬，情面可柔”。
回顾耿飚的履历，很多人只看到他指挥过十几万大军、拿过大大小小的战功，却忽略了他最锋利的“武器”是一支笔。早在1944年护送“迪克西”使团时，他就靠一本中英文对照名册化解误会；1950年出任驻瑞典大使，他在600多份备忘录里写下中瑞互信的第一批文件；巴基斯坦饥荒时，他一句“不必印援助标识”，换来长久亲善。阿尔巴尼亚一役，他用十九页报告堵住了一个可能无休止的“援助黑洞”。
不得不说，军人背景给了耿飚敢言的底气，也给了他极强的责任感。枪林弹雨中，他习惯先估算弹药储备；外交谈判桌前，他同样先计算国力与需求。正是这种习惯，让他敢把“真话”写进报告，把“不行”说在嘴边，让中国在援助问题上及时踩下了刹车。
耿飚晚年谈起那封信，只淡淡一句：“职分所在，动笔而已。”简单，却够分量。事实证明，适时的制衡不仅保存了国家资源，也让合作回到了对等、健康的轨道。历史记住了那些冲锋陷阵的瞬间，也不会忘记在灯下写下十九页真话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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