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夕的徐州气温骤降，夜里风声呼啸。刘人寿在一盏昏暗马灯下整理刚刚译好的敌军电报，他抬头对身旁的报务员低声叮嘱：“这份图纸必须今晚发走，耽误一分钟都可能出人命。”说完，他把薄薄几页放进特制的防潮袋，交给骑单车的交通员。数千公里之外，延安留守处收到密电，随即呈送中央前线指挥。没有人料到，这封电报后来会被展在西柏坡陈列馆，被写进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
从这段暗夜的电码敲击声，转到十多年后的清晨牢房，人生似乎翻了个面：1955年4月，“潘汉年案”牵动全国，刘人寿在上海被隔离审查。被带走那天，他刚刚签完市府一份关于工商界人士座谈的会议纪要。铅字还未干，他已置身功德林高墙，两只探照灯在头顶来回扫射。有人劝他“配合一点，多写材料”。刘人寿却拧着脖子反问：“要我凭空揣测老首长的‘问题’，我编不出来。”话音未落，审讯笔录里便添上一句“态度顽固”。
案卷流转十年，1965年冬，北京西北的树枝上落满冻雪，法院宣判：“追随内奸潘汉年，为其提供便利，判刑十二年。”那一刻，他想起延安窑洞里潘汉年教自己使用密码本时说的那句：“谍战不是戏，出错就掉脑袋。”如今判词落地，脑袋虽在，名誉却灰飞烟灭。精神重压之下，他夜里常听见密码机的急促滴答，好几次甚至抓起木碗往墙上猛砸，惊动同室囚友。
1975年秋，案卷再度翻页。劳改岁月磨平了棱角，他被告知“刑满释放，定点劳动”。分配到上海缝纫机二厂那天，车间里蒸汽弥漫，他举起锈蚀的扳手，手指却在颤抖，旁边工友悄声说：“老刘，你干情报出生入死，如今拧螺丝可惜啦。”他只笑笑，没接话。
转机来自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点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彻底搞清。”这句话像北风里的一把火，点燃许多蒙冤者的希望。同年冬，刘人寿拿起笔，一口气写下十二万字申诉材料，纸张摞在饭桌足足一尺厚。厂里不敢代送，他咬牙删减到三万字，让妻子黄景荷带着上京。火车走到蚌埠段时，车窗冰霜结成花，她双手捂着文件袋，怕挤、怕丢，更怕再次石沉大海。
材料递上去不到两周，陈云批示胡耀邦、罗青长：“刘人寿案即办。”复查组进驻上海，逐条翻档。旧卷里被尘封多年的徐州布防图、香港电台联络码本、袁殊来往手迹，像一颗颗铁钉，把谣言钉碎。1979年2月，中央下文：刘人寿同志历史清白，立即恢复名誉、职务、党籍。公示贴出那天，他正输液治疗肺病，护士替他读公告，他眨眨干涩的眼，喃喃一句：“拖了二十四年，总算说清了。”
不到三个月，陈云亲笔写信飞往上海。信中言简意赅：“请你们夫妇到北京一趟，就潘汉年案补充情况。”落款日期清晰——1979年5月18日。刘人寿摸着信封，感觉纸张微微发热。六天后，他们登上开往北京的T2次列车，车厢里塞满南来北往的旅客，黄景荷为丈夫掖好薄毯，小声劝：“身子要紧，别上火。”他靠在车窗，目光却越过飞驰的田野，仿佛又回到当年沪上弄堂的暗门。
抵京第二天，相关部门在东长安街一处会客室听取口述。陈云没来，但他的助手带来嘱托：“事实搞实，政策搞清，亡者要昭雪，生者要安顿。”刘人寿把多年前的作战日记、暗号本、情报收发表一件件摊在桌上，讲到激动处大口咳嗽，手掌仍紧扣旧密码本。下午五点，记录员合上笔记，轻声说：“材料很硬，您放心。”
接下来的三年，数十位知情者陆续进京提供线索，案情轮廓日渐清晰：潘汉年在沪港之间往来，依托袁殊、刘人寿等人组网，1941年至1949年间传回情报两千余份，其中针对淮海、渡江行动的敌情尤为重要。种种“潜伏日伪”“与敌合作”的指控，经对照原始档案，逐一被推翻。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文件宣告潘汉年同志无罪。消息传出那天，刘人寿在北京小旅馆的木床上坐了一夜，窗外天光发白，他对妻子低声说：“欠他的，一点点还完了。”
1983年4月，刘人寿与于伶、廖承志等人赶赴长沙金盆岭，将潘汉年夫妇骨灰护送回京。北京站贵宾室里，党旗覆盖骨灰盒，列车汽笛短促而重。盖旗仪式结束，廖承志握着刘人寿的手，语速很慢：“多亏老同志坚持，真不容易。”刘人寿没回答，只长出口气。几小时后，骨灰盒安放八宝山，碑石落成，他站在松柏间，脑海却闪过那段敲密码的夜，仿佛代码再次跃动。
尾声并不辉煌。离休后的刘人寿身体每况愈下，偶尔到省委统战部担任顾问，杂事繁多。朋友劝他写回忆录，他总摆手：“档案说话，比我写得公正。”2009年盛夏，他在医院病房安静离世，终年八十九岁。床头抽屉里仍放着那封陈云来信，字迹因岁月略显泛黄，但“请你们夫妇到北京一趟”那十个字依旧清晰，像一盏灯，照见了隐而不彰的忠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