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清晨，薄雾刚从庐山谷底漫上来，山风裹着湿意掠过招待所的瓦檐。李富春披了件草绿色单褂，站在台阶上远望。他对庐山并不陌生，却依旧习惯在会议前先摸一摸气温、湿度，为的是了解与会同志们的起居状态——长年做计划工作的习惯，细致入微。
上午九点，第一轮小范围碰头会在三号楼举行。间隙中，他与曾希圣、李井泉聊起长征路上的粗粮腊肉，又自然说到江西老表的腌笃鲜味道。众人兴趣被吊了起来，几双目光同时望向门口，不约而同提到“东道主”。李富春拍拍裤腿，转身去找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
两人四十年代就在苏区共事，彼此不用寒暄。李富春开门见山，只一句：“老杨，今晚招呼大家，可得地道些。”短短十二字，语气却是半命令半玩笑。请客本不稀奇，“土一点”三个字才是关键。
杨尚奎心里明白，李富春的“土”绝非敷衍。二十多年前，江西山沟里物资匮乏，省委机关随军转移，粮油靠征集，盐巴全靠“背二斤走三山”。那时李富春常同乡亲一起下田，每收一斗谷都亲自记在布条上。他深知基层疾苦，所以才刻意避开精致山珍，要把干部拉回当年那股泥土味。
回忆翻到1930年春末。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到宁都七里坪调查，蔡畅刚接过妇女部长的任命。当地男丁多上前线，春耕眼看要荒。李富春在村头留下三句嘱托：“劳力缺口，先问妇女；胆子放开，斗胆试犁；先干一垄，才好带全村。”蔡畅于是挨户劝说，顶着“妇女学犁要遭雷”的迷信，硬是让三百多名妇女掌起犁把。秋后粮食翻番，乡亲给她取了个绰号——“吓雷姑”。
那段经历，杨尚奎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全程见证。他和李富春、蔡畅三人常同锅吃饭，周末若没打到猎物，只能啃半碗南瓜干。杨尚奎开玩笑，“打牙祭得躲到李书记家”。两口子常提前蒸几坨红薯以待来客，情分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
转到1954年，省委机关旧址成了参观点。杨尚奎携夫人水静返乡，路过七里坪时，几位老表拉着他问：“李书记和蔡部长什么时候回来坐坐？”那股热情让他五味杂陈。回到南昌，他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李富春：乡亲念叨得厉害。信件落款处，他画了颗红心，算是加重语气。
庐山会议前夕，李富春收到这封信，暗暗决定只要条件允许，抽空回宁都一趟。然而国家经济工作排得满满，他只能把那份歉意折进一次“土宴”。既是怀旧，也算弥补。
杨尚奎痛快应下，他恰巧从兴国带来一位擅长客家菜的厨师。当天下午，庐山招待所的小灶响起铁锅翻炒声：芋艿扣肉、豆豉蒸鸭、南瓜蔞子粥、腊肉炒腌菜，一概不用山珍海味。桌上没有白瓷餐具，摆的是粗瓷大碗，筷子还是旧式乌木。
傍晚灯火亮起，邓公、周总理亦被“闻味”而来。席间没有客套，只有关于苏区的掌故与调侃。李富春难得健谈，兴致上来连连提到七里坪那口老水井，蔡畅当年借来洗衣、淘米，两三句话把众人带回硝烟与炊烟并存的年月。
杨尚奎注意到，李富春端碗时手背微微抖动，岁月终究不饶人；可那双眼仍亮，亮得像1931年他在瑞金夜里审阅《赤色中华》排版时的油灯。
饭后散座，周总理握着杨尚奎手掌淡淡一笑，道一声“辛苦”。热闹就此收尾，山雨又起，众人各自归房。李富春撑着伞同蔡畅沿花径慢行，水珠顺着伞檐滴落，他说了句：“老表的菜，味道没变。”那声音很轻，却让陪在后头的警卫员一阵鼻酸。
遗憾的是，庐山会议后局势紧张，李富春再没机会赴宁都。1975年9月9日，他病逝北京，终年七十五岁。噩耗传到七里坪，老乡自发在祠堂挂上黑纱，那口老水井旁摆了三碗南瓜蔞子粥——菜色依旧很“土”，却寄托了最朴实的怀念。
当年那顿招待餐只露面两小时，却像一条暗线，把苏区岁月与新中国建设时期串在一起。李富春坚持“土”味，不是怀旧情调，而是提醒自己和在座诸公：千里江山的根基，就在这粗碗淡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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