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黄浦江边的北风割脸一样冷，外白渡桥上依稀还能听到庆祝解放的礼炮回声。高楼灯火辉煌，码头却有一处窗户始终暗着——那是贺子珍的住处。她回国才两年，身体尚未完全恢复，陈毅请来了苏联医生、派了专车，可这位井冈山时期就挂满弹痕的女战士，最在意的还是同伴是否安好。
从1949到1958，整整九年，她在上海换过三处住所，先住东平路旧洋房，后迁华山路接近医院，再搬进铭德路的小花园。前两年身边热闹得很，刘少奇来沪开会时顺道看她，康克清偶尔拉着她去看戏。可到了1957年，熟人一个接一个调离：陈毅调入国防委，张茜随贺龙北上，老乡刘俊秀也去了南昌。房间里只剩收音机不紧不慢地播新闻，一个下午能听三遍，冷清渐渐爬满墙角。
1958年6月的一天，上海起了梅雨。柯庆施刚处理完淞沪经济区的文件，就听秘书汇报：“贺子珍同志想见您。”柯庆施放下钢笔，撑伞赶往华山路。屋里只有一盏桌灯亮着，贺子珍端着热茶，话不多，开门见山：“柯书记，我想到江西去。”她没有讲太多理由，只说三点：那儿是老家，还有战友，气候也更合适恢复腿伤。语气平静，却藏不住期盼。柯庆施点头：“我马上同江西省委联系。”
电话那头，南昌省委大院里正飘桂花香。杨尚奎拿起话筒，听完来意后笑声朗朗：“我们很热情的，随时欢迎！”放下电话，他转身吩咐秘书：“三纬路那处旧院子再粉刷一遍，把水静的老同事请来打理花圃，客人马上就到。”
这一句“随时欢迎”并非客套。1954年，杨尚奎因胃病到上海治疗，贺子珍拎着自家酿的米酒，冒雨跑到医院探望，还硬塞给他一本自己抄写的《本草纲目》胃病方。那场面让他记了四年。
筹备工作比想象得快。院子原是教堂宿舍，两进两廊，中间有株香樟，院墙外就是赣江。8月末，杨尚奎带水静去巡视，天正下着小雨，瓦沟里流水急，他们索性脱鞋踩着湿砖查看屋脊，好让木匠第二天修缮。木匠笑着摇头：“省委书记还亲自爬屋顶，南昌头一回见。”
9月5日清晨，贺子珍坐上沪昆列车。车厢里没惊动旁人，她戴浅色丝巾，膝上铺了一条灰毯。列车驶过金华、衢州，成片稻浪闪着雾气；过鹰潭时，她把车窗推到最大，轻声说了一句：“快到了。”身旁护送的医护同志点点头，又把药包递过来。
抵达南昌西站已是傍晚。站台上，杨尚奎、水静、方志纯等五六位老同志排成一列。杨尚奎握住她的手，像兄长一样用江西口音说：“回来了就安心住下，家门口的土，最养人。”第二天，他们陪她到三纬路新居。院子不大却安静，门口栏杆油成墨绿，香樟树叶被雨洗得发亮。贺子珍摸着粗糙树皮，笑出了声：“这气味，像井冈山的老山林。”
安顿完第三天，江西省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她的待遇。会议决定：暂按省委副书记级别安排医疗、警卫和生活服务，报中央组织部备案。杨尚奎亲自拨电话给北京，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老同志应得的。”此事就此敲定。
待遇固然优厚，可日子仍需自己打理。南昌的秋夜来得早，贺子珍常在灯下翻译苏联医学小册子，时不时写信给远在湖南的妹妹贺怡；身体好些的时候，她会拄拐去八一起义纪念馆，给年轻讲解员补充当年红军番号沿革。讲解员私下说：“老奶奶记性真好，连哪支队伍欠几条枪都能说出来。”她笑答：“那可是拿命换的枪，怎能忘？”
有意思的是，江西省委还特批在院子门外设一处钟点医务室，方便她日夜诊疗。附近居民偶有头痛脑热，也上门求药，贺子珍一概不收分文，只留一句：“打仗时乡亲护着我们，现在该还人情。”
1960年春节前夕，杨尚奎送来两箱井冈山茶油。贺子珍打开箱子，一股清香扑鼻，想起多年前小石缝里揩油点灯的夜晚，眼角闪过湿意，却又立即转身招呼门卫：“快拿去厨房，你们都尝尝。”她依旧那副脾气，不喜欢别人把自己当客人，更不愿占分毫便宜。
南昌的三纬路后来被绿树遮得几乎看不见小屋。多年以后，附近街坊偶尔提到“那位走路带风的老太太”，还会补一句：“她过得简朴，可从不让人担心伙食。”晚上的院子常亮着一盏小灯，灯影下，一位瘦削的身影伏在桌前写字，香樟叶随风落在窗棂，屋里传出沙沙的纸响，那是贺子珍记录当年峒河战斗细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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