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春，岳阳华容县建新农场的登记室突然出现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他自称叫姚楚忠，声音发颤地说：“我来交代一桩三十多年前的命案。”负责接待的干部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驳壳枪弹壳，神情木然。这枚弹壳牵出1930年长沙浏阳门外的枪声，也把当年那位29岁年轻母亲的倔强身影重新拉回人们眼前。
姚楚忠口供里的第一句话极具冲击力：“杨开慧被押往刑场时并未立刻身亡，我补了三枪。”几十年尘封的真相陡然撕开。审讯记录显示，行刑前杨开慧面色平静，只留下短短一句：“未来是属于革命人的。”当年担任行刑队长的帅保云开了两枪就匆匆离场，认为任务已毕；中午点验“尸体”却发现她还有细微呼吸，于是才有了姚楚忠那追加的三响。枪声之外，是血，是泥土，还有一个母亲对幼子最后的牵挂。
时针回拨到1901年11月6日，长沙的书香门第迎来一个女婴，她就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留洋多年，回国后执教湖南高等师范，家里常有新思想的讨论声。这样的环境，使杨开慧七岁便能朗诵英文，还能就《天演论》与父亲探讨几句。少女时代的开慧，笔记本上写满“独立”“自由”“平等”字样，外界很难把她与封闭闺阁联系在一起。
1914年，一师并校后的教室里，19岁的毛泽东因成绩优异成了杨昌济最欣赏的学生。一次家宴，杨开慧见到这个高个儿青年，他谈学潮、谈救国，言辞锋利又不失幽默。饭后，杨昌济随口对女儿说：“此生最得意门生，便是润之。”杨开慧点头，却没多言。缘分的火种，就在这不经意的赞许里悄悄点燃。
1918年秋，北京，大道尘土飞扬。毛泽东已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拿着微薄薪水，但每天仍要挤出时间到杨家寒暄。寒风中，两人并肩走过未名湖畔，用长沙口音讨论十月革命。毛泽东递给杨开慧几页写满批语的《共产党宣言》，她用棉线缝进外衣内侧，这个举动后来救过不少重要文件。
1920年冬夜的长沙略显清冷。毛泽东寄来一首《虞美人》，“一钩残月向西流”，字句未必工整，却足够炽热。拿到词的那刻，杨开慧对好友轻声炫耀，脸颊泛红。随后，她劝母亲将亲友祭奠费拿出来，支援毛泽东筹办平民夜校。“革命不只是演说，更要真金白银。”她笑言。
1922年10月24日凌晨，长沙产院灯火通明。杨开慧生下长子毛岸英的同时，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也传来。毛泽东匆匆赶到病房，眼圈通红。“你去吧，我可以的。”杨开慧推了推他，声音沙哑却坚决。妻子一句话，让毛泽东转身投入更紧迫的斗争。
1926年至1927年，夫妻分处武汉、长沙。毛泽东整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杨开慧已怀第二胎，但她依旧挑灯分类资料。有人劝她保重身体，她摇头：“农民的事，耽误不得。”4月，武汉会议无果；8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匆匆把妻儿送回板仓，转身奔向井冈山，再无相见。
1930年6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消息让湘系军阀何键大为恼火，他下令搜捕“毛泽东之妻”，重赏千元。10月24日的破晓，便衣闯进板仓杨宅，祖孙三代被粗绳拴住。审讯室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逼问：“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活命。”杨开慧只回了三个字：“做梦去。”审讯纪录上，她签下“杨开慧”三个铅笔字，笔锋直而有力。
短暂羁押期间，蔡元培、章士钊等人上书营救，甚至提出将杨开慧暂移北平软禁。何键一边装出宽容姿态，一边授意特务加剧拷打。面对威逼利诱，杨开慧始终保持沉默。狱友回忆，深夜灯泡无力地闪烁，她却背诵《少年中国说》给大家提气：“吾辈自当世世与国运相连。”
11月14日清晨，长沙浏阳门外荒坡寒雾弥漫。行刑队押解三人：杨开慧、保姆陈玉英和八岁的毛岸英。保姆嚎啕大哭，毛岸英抱着母亲腿不放。一个特务挥枪托将他击倒。临别时，杨开慧俯身低语：“见到爸爸，告诉他：妈妈没有给他丢脸。”随后大步朝坟堆走去。
枪响前后不到十秒，两声后继三声。旁观农夫后来回忆，那天风大，草灰乱舞，唯有人影挺直。官方公告称“毛贼妻伏法”，然而长沙街头的私语却说：“她喊着‘共产党万岁’倒下。”同年12月，毛泽东才在瑞金得知噩耗，硬是将纸角抹干泪痕，写下“百身莫赎”四字寄往杨府。
动荡岁月很快碾过个人恩怨。抗战、解放、渡江，何键逃往台北，帅保云在香港落脚，而姚楚忠藏身乡野。到1960年代末，全国清查历史积案，他的梦魇终于压到窒息。1970年的自首，让档案柜里多了一份厚重卷宗，也给长沙雨花台英名录补上一行凶手鉴别。
审判那天，法庭里鸦雀无声。宣判书读到“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姚楚忠低头无言，仿佛终于卸下一副沉重枷锁。刽子手落幕，尘埃似乎归于沉寂，可那位年轻母亲的名字依旧轻轻触动人心——杨开慧，用生命给忠贞下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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