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凌晨，黄浦江雾气很浓，码头工人换班的哨声又短又急。几乎同一时间，刘鸿生在愚园路的暂住处灯火未熄，他反复掂量着那封写了一半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最笃定：愿把全部企业移交国家。老实业家一向拿得起放得下，可这一次，他的手心却出汗了。
每个人都清楚刘鸿生的分量。二十年代掌握煤炭渠道，三十年代打进毛纺市场，四十年代在火柴、保险、进出口多线布子，被上海滩称作“三大王”。1948年的金圆券风暴摧毁了他苦心经营的现金流，他出走香港，本以为此生不再回沪。意外的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火停息，半年不到，物价稳定、金融统一，市面居然硬生生“稳”住。刘鸿生眼睛一亮，年底便携家口返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
回来的头三个月像打鸡血。章华毛纺、申新九厂、电灯公司一块儿开车间，工人情绪高，一匹匹呢绒堆成山。问题也随之冒头：境外封锁毫不停歇，外销停滞；市面“抢货潮”被官方平抑后，虚假需求迅速蒸发；税款、公债、工资三座大山压下来，原料一进厂就变现亏。本有余粮的工厂连夜吃老本，越转越干。
刘鸿生坐在账册前，眼看库存跳水，流动资金不到原先十分之一。再硬气的人也得算账，他索性提笔：“谨呈陈市长，愿将刘氏实业奉献国家。”字写得端正，却透出疲惫。
信送到市府，陈毅看后静默许久。第二天，他请刘鸿生来永福路。简单寒暄后，陈毅抬头发问：“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十五个字，像针扎破了表面的平静。刘鸿生沉声回应，列出周转表：库存销不动、贷款批不下来、年终奖已打对折，工人还在等口粮。
陈毅没急着插话，听完才摆出一长串数据——外汇流失、战时封锁、市场收缩——用并不复杂的话剖开实情。“道路艰难，可不是你一家艰难。”这句点到关键。随后他起身走到窗边，只留下半句承诺：“要钱可以谈，先找工会开清单。”
几天后，章华毛纺工会将担保书送到市府。人民银行批出旧币二百六十亿贷款，专款专用。钱到位，章华开足马力，两周后便接到华东军需订单，随后又敲定出口合同。紧跟而来的，是中央下拨的加工订货和税负减让。原本压在工人心头的阴霾，像春潮一样退散。
外界把四至五月的局面称作“四月危急”。上海当时的私营工厂一万二千余家，停工、歇业、欠薪、人心浮动，尖锐程度超出外界想象。凭陈毅给中央连发六电，毛主席批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融资、减税、加工订货三箭齐发。最紧张那几周，市政府甚至用驳船把华东小麦直接运进面粉厂，确保工人饭碗不空。
措施见效很快。1950年五月底，上海重新亮起夜航灯，工人返岗率超过八成，税收反而高于预期。刘鸿生写下一行字给经理室：“市场复苏指日可待，勿再存观望。”这句被油墨拓在黑板上，成为老厂房里最醒目的警句。
十月，朝鲜局势骤变，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刘鸿生初时心有疑虑，担忧战火波及长江三角洲。可战报传来，连战皆捷。他很快在工商联发起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公司上下相应，凑出旧币二十亿。有人说他变得“左”了，他一笑置之：“赚钱是本分，救国更是本分。”
1953年，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章华呢绒第一次在伦敦交易所拍卖成功，单批成交额创下亚洲纪录。对老掌柜而言，复兴不仅仅是利润，更是面子。朋友聚会时他常摆手：“我在最穷的时候没躺平，国家也没嫌弃我，这就够了。”
公私合营提上议程那年，刘鸿生已六十六岁。开会前，他主动写报告，列资产两千余万元，表示无条件配合。当有人劝他再多保留一点股份，他只说一句：“掌权比赚钱更难，交给懂行的人更保险。”话糙理不糙，旁人听了也没再劝。
1956年中秋，刘鸿生卧病。弥留之际，他把四子刘念智召到床边，轻声嘱托不要为家产争执，并强调企业有人托底，子女有人教养。说完，他阖上眼，呼吸渐弱。床头柜摆着那封六年前写给陈毅的信，纸色已发黄，却依旧平整。
世事由人不由天。刘鸿生的选择并非人人胆敢复制，可那一封信和随后展开的连锁反应，给当时的上海企业家留下深刻印象：困难大到顶点时，不必急着“交卷”退出，也许换个做法就能闯过关。
后来提到“四月危急”，老工人仍记得陈毅拍桌那幕；提到贷款，财务科的算盘声仿佛还在耳畔。许多故事没写进史书，却在厂区流传。就像工人夜班后蹲在锅炉旁说的那句话——“日子再艰，也得把机器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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