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长期以来对回族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有极端言论喊出“杀回灭教”“见回不留”的口号。这种偏见直接导致了新疆地区民族矛盾尖锐，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的苛待，比如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既欺压少数民族，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让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左宗棠认为回族自唐朝起，大食国使者抵达长安后，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的穆斯林陆续通过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通婚融合，人口逐渐繁衍，最终形成独特的少数民族。
左宗棠曾说：“回民自唐朝以来杂处中国，繁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在他看来，回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中国的子民，只是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和睦相处。他始终坚持“无论汉、回、藩、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各得其所，各随其俗”的理念，这种对回族历史地位的客观认知，正是“以平带回”政策的思想源头。
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清廷内忧外患，率军入侵南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实行残酷统治。他不仅强征地税、搜刮民财，还强迫汉族、回族百姓剃发易服，企图彻底改变当地民族的习俗与信仰，让新疆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严重的是，英国和俄国也趁机插手，试图通过控制阿古柏分裂新疆，让西北边疆的危机雪上加霜。
面对这种局面，左宗棠敏锐地判断出当时新疆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清军西征的核心目标，是驱逐阿古柏势力、收复失地，而不是镇压当地民族。因此，他正式提出“以平带回”政策，核心就是团结包括回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形成抗击外来侵略的合力，共同守护国家领土完整。
要让各族人民信任，首先得管好自己的军队。左宗棠在西征军出发前，立下了五条铁律：严禁奸淫掳掠、杀人放火，违者斩首示众；禁止抢夺民财、强买民货，不得侵犯百姓一丝一毫的利益；要求军队尊重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得随意干涉。这些纪律不是纸上谈兵，左宗棠要求各级将领层层监督，一旦有人触犯，绝不姑息。
在实际作战中，这些纪律得到了严格执行。攻打乌鲁木齐时，清军明确下令，对放下武器、没有反抗行为的人员一律释放，不得滥杀。追击阿古柏残部时，许多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难民被裹挟在敌军队伍中，清军将领刘锦棠当即下令，只打击手持武器的敌军，对被胁迫的百姓一概不予追究。这一道命令，让十万余名被迫参与叛乱的百姓重获生路，他们亲眼见证了清军的纪律严明，心中的戒备渐渐消除。
除了约束军队，左宗棠还推出了一系列安抚回民的务实举措。阿古柏统治时期，百姓被搜刮殆尽，清军抵达后，便以宽大为怀予以救助：对流离失所的回民，发放衣物、粮食，帮助他们返回部落；对家园被毁的群众，拨款拨物支持重建。收复乌鲁木齐后，清军主动搜寻躲在山谷中的难民，无论老人、妇女还是孩子，都逐一安抚；东四城战役结束后，2800名乌鲁木齐难民被送回原籍，2500名难民被安置到哈密，清军还为他们配发了耕牛、种子和赈粮，让大家能快速恢复生产生活。
这些实打实的行动，很快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达坂城尚未收复时，就有三百多名当地回民主动前往清军大营请求归顺；城池收复后，清军又分发耕牛和种子，帮助他们恢复耕作。这些百姓回到南疆后，四处宣扬清军的仁德，让更多人放下顾虑，翘首期盼清军到来，不少人还主动为清军提供食物、指引道路，成为清军的“编外助力”。
1878年，除伊犁外，新疆大部分地区被成功收复。但长期战乱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田地荒芜、水利失修、城镇破败，百姓生活困苦。左宗棠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将“以平带回”政策延伸到战后善后，推出了一系列复苏举措。
他大力推行屯田垦荒：镇西厅的兵民共开垦土地五万多亩，奇台有九百多户百姓参与垦荒，西征军各军营也新垦土地六千多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左宗棠下令各地修浚河渠，吐鲁番一带开凿了185处坎儿井，库尔勒修复了四十里长的旧渠，库车整治了阿柯寺等大型水渠，让荒芜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左宗棠减轻赋税，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统一币制，解决了此前新疆币制混乱、买卖不便的问题；还鼓励养蚕缫丝、修路植树，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商品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等工程中，左宗棠始终坚持公平对待各族百姓。他知道百姓刚经历战乱，生活困难，便下令让军队将领带领士兵轮流参与劳作；若需招募百姓帮忙，必须足额支付工钱，严禁克扣拖欠。这一规定让回族等各族百姓在劳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真切感受到了平等与尊重。
“以平带回”政策的成效，在军事、民族、经济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体现。军事上，各族人民的支持让清军如虎添翼：1876年攻打玛纳斯时，土尔扈特郡王、贝子主动派遣蒙古兵助战；达坂城战役中，维吾尔族百姓悄悄出城通风报信；吐鲁番回王麦哈莫特带领部下加入清军；西四城的回族、维吾尔族首领如德亚斯等人也纷纷反正来归，配合清军打击阿古柏残部。正是这份民族团结的力量，让清军势如破竹，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
维吾尔族历史学家毛拉木沙在《海米迪历史》中记载，清军所到之处，百姓不仅不反抗，还带着礼物出门迎接，主动帮忙运送粮草、指引路线；不少百户长亲自带领乡亲送粮送水，这种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场景，在以往的新疆历史上十分罕见。
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新疆南北两路征收的粮食达到261900多石，比战前定额多出106500多石；厘税不到一年就征收了18万两白银，这些数据直观反映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商业的复苏。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设立行省，标志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左宗棠的“以平带回”政策，不仅为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更成为清朝治理新疆的重要准则。它用事实证明，各民族之间只有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团结互助，才能共同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才能实现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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