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下旬，华北的天空被冷风切割得生疼。天津前线连续失利的消息，像冰碴子一样扎进傅作义的心。此前他在张家口的指挥部里反复计算兵力与粮秣，比谁都清楚自己已无回天余地。可是他还想再赌一把，至少保住“华北王”的最后体面。就在此时，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飞抵北平：蒋介石准备让徐永昌北上“做工作”。傅作义的第一反应是皱眉——老同乡来，八成是要他南下。
徐永昌1月12日下午两点抵中南海，两人寒暄几句便切入正题。徐开出三条：与中央保持一致；本人率部南撤；精锐尽量带走。傅作义听完，只是点头，没松口。傍晚他暗中起草电报，抬头写了八个字：“北局已定，难再争峰”。对徐，他只说了一句客套话：“城里将校，任意去留。”
几乎同一时刻，重庆向全国广播——蒋介石引退。北京城里茶摊的掌柜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嘴里嘟囔：“这回真要换天了么？”普通百姓并不知晓，城内的二十万国军实际上已被“看住”。1月22日起，他们按计划从城墙东侧有序撤出，换上了“大棉袄”的解放军入城。傅作义在公告里强调“保全文物古迹”，但平津前委心知肚明：他是败而求和。
1月31日，平津前委电告中央：傅作义大谈“和平功德”，借报纸自抬声望。毛泽东随即动笔，写下〈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文章一句“战败才议和”，直刺要害。傅作义拿到报纸，脸色铁青，对幕僚低声道：“这笔账，总得有人来算。”
2月下旬，傅作义赴西柏坡面晤中央领导。会后外界传言“其乐融融”，可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道：“傅仍郁结，神色灰暗。”他私下准备护照，又向南京要飞机，打算随时离开。谁料3月26日，毛泽东东移北平，机场临时戒严，飞机降不下来，傅的出逃计划半途搁浅。
接下来几个月，他把眼光投向绥远。那里既是老巢，又与苏联外蒙接壤，地缘特殊。他起草《绥远问题协议草案》，一面向北平争取改编条件，一面仍与南京保持联络。国民党财政拮据，减少绥远粮饷；解放军尚未接管，形成真空。傅作义意识到，两不靠最危险，只能择边站。于是7月14日致信毛泽东，痛斥蒋、阎“幻想世界大战”。表面靠拢，但暗流未止。
8月1日，徐永昌飞抵包头，再度策反董其武联西走马鸿逵。徐劝道：“长征三万里，有何妨？”董其武没接话，只推到傅作义。28日，傅抵包头，公开推动“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华北局内部有人担心他“借机外逃”，薄一波摆摆手：“交出三十万人，他跑不远。”
转折出现在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董其武部接受改编。第二天，傅与徐永昌在归绥密谈。根据徐日记，两人对蒋介石的前景仍抱幻想。傅甚至递上一份长长的呈文：电厂轰炸、沿海登陆、农场寓兵……主意不少。末尾他说：“蒋先生若疑我，可先骂我卖国，但傅某自有盘算。”话音未落，竟掩面而泣。徐永昌只回一句：“道路艰难，自求多福。”
徐把文件交到蒋介石手里，蒋看完摇头：“画虎不成。”自此，南京与傅的脐带被悄然割断。傅回北平后，向薄一波提出开发后套十万顷荒地，搞合作农场。毛泽东干脆让他出任水利部部长——离开军队核心，远离旧部，安全且体面。
真正的蜕变来自朝鲜战场。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打响，傅作义主动请求：把原绥远旧部调赴前线。中央同意，他亲自签字。随后，他向毛泽东坦白，自己还留有几部电台、一批枪支。毛只轻轻一句：“留着用吧。”话不多，却切断了傅最后的退路，也给他留下信任。
多年以后，傅作义常对身边人说：“我其实从没离开战场，只是换了方向。”1974年，他病重，在京召见几位旧日部下，提起台湾有人骂他降将。“骂就骂吧，”傅声音沙哑，“二十五年够证明一件事是对是错。”说罢，他摆手不再多言。
回头计算，从北平议和到绥远起义，整整九个月。期间傅作义三次试图“两头下注”，每一次都被战局裹挟，选择余地越来越小。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形势已不容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美援奇迹”。寓兵于农也好，趁机而动也罢，终究是一场遥远的设想。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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