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深秋，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时，八旗兵已无昔日锐气。“人心一散，刀枪自钝”，这是清廷档案里的原话。百余年后，军队因追逐私利而失战斗力的教训仍旧醒目。1987年10月的一个傍晚，刚就任总参谋长不久的迟浩田在办公桌前翻阅史料，当看到“靖康耻”时，他接到了张爱萍的电话邀请——第二天到家中一叙。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始终被要求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但经济建设提速、军费占比下降，使部分基层单位萌生“走出去赚点钱”的念头。最早的尝试出现在1979年，某部后勤分队与地方合资开办砖厂；到了1984年，小到汽车修理，大到集装箱码头，涉足领域愈发广泛。数字漂亮，却暗藏风险：训练时间被挤占，精干骨干转向市场，兵员流动增多。1986年初，来自四大战区的调研材料显示，个别团连的射击课目合格率同比下降了12%，让张爱萍彻夜难眠。
张爱萍不是书斋将军。1953年视察“济南第一团”时，他蹲在尘土中帮战士疏通钢笔；1955年指挥一江山岛战役，两小时夺岛，以联合登岛、空中封锁、炮火压制的现代模式写下范例。正是这位一向强调专业训练、科技强军的老兵，对“军队经商”格外敏感。他常说：“从单枪匹马到三军合成，竞争的是专业精神，不是算盘珠子。”1986年夏天，他在军委会议上递给迟浩田一张纸条，寥寥数句——“勿逐名利自蒙耻……两袖清风”——成为两人后续谈话的序曲。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张爱萍两次受命重振国防科技。1975年，大漠深处的实验靶场因为经费紧张几乎停摆，他顶住压力，调拨113条物资通道，保证了卫星发射窗口。1980年5月，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飞向南太平洋，现场记录显示落点误差仅一千米级。正因深知科研与训练的艰难，他更加排斥将军事主业让位于商业收益。
1987年11月初，迟浩田在张爱萍家中落座。桌上铺着一张已经翻旧的《宋史》。张爱萍开门见山：“军队经商，史书写过两次大败：八旗、北宋。”迟浩田点头，却仍担忧经费不足。张爱萍只说了一句短话：“先练好刀，再想办法磨刀石。”这段对话后来被迟浩田记录在工作日志，整篇日记只有寥寥几十字。
话锋转到现实，张爱萍提出三条底线：一是不涉垄断资源，防止与民争利；二是不动主战部队，不挤压训练；三是所有收益全部回流后勤，不设个人分红。为验证可行性，他列举国外经验——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灾害救援期间与企业协作，但战训日不减少；以色列国防军允许退役官兵进入军工企业，却严禁在役军人兼职。对照这些案例，他判断中国军队必须迅速划界，否则势必重蹈覆辙。
张爱萍退居二线后，仍每月向军委秘书局递交简报。1988年初春，他在简报里强调：军事职业化和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但必须由国家财政兜底训练支出，不能把“练兵钱”写进利润表。几个月后，中央军委发文，要求在两年内全面清理作战部队创办的各类企业，军队经商自此逐渐收束。
与此同时，国防现代化的步伐没有停。1988年9月，秦山核电站一期主泵启动测试，技术班子里仍然能找到当年被张爱萍拉进“大戈壁项目”的工程师。1990年，第一套国产预警机雷达验证成功。回忆起那段岁月，这些科研人员最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张爱萍当年的叮嘱：“技术像刀刃，钝了可以磨；作风若松，补不回来。”
迟浩田继任国防部长后，多次在全军会议引用张爱萍当年的警示——军人终究是为打仗而存在，不可被账本绑住手脚。1993年，他推动建立严格的战备时间统计制度，确保基层每日训练时长不低于既定数额。1998年，军队经商全面禁令正式出台，与1987年的那场家中长谈，形成前后呼应。
张爱萍于2003年离世，留下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近现代军队衰败的案例：从俄军克里米亚战役到清军甲午海战，再到越南法属时期殖民地军的瓦解。最醒目的批注只有四个字——“以史为鉴”。这四个字，一直被迟浩田放在总参作战部资料室显眼位置，提醒后来者谨记军队的第一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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