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上海法租界的夜雨淅沥。顾顺章叛变的风声刚传出，陈赓把一张沾水的字条塞进对面那位精瘦男子手里。字条只有一句话：“往外走，别回头。”男子正是鲍君甫。当时谁也想不到，二十三年后，两人会用信件完成另一场交集。
鲍君甫1901年生于香山县，原本赴日学工程，回国后却阴差阳错被徐恩曾吸入国民党调查科。当同行都穿洋装进舞厅时，他在档案柜前翻资料，夜半借微弱电灯抄录一份又一份名单。外人以为他是“徐主任的眼线”，事实上，自1927年底起，他已被中央特科拉为“暗线”，联系人先是刘鼎，随后才是陈赓。暗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一张紫色戏票。
这一身份带来的危险肉眼可见。1929年8月，彭湃、杨殷被捕，鲍君甫先行一步摸清囚车转移时刻，情报递到周恩来桌面，不过囚车突然提前出发，行动功亏一篑。这桩事成为鲍君甫终身遗憾。有意思的是，正因他透露叛徒白鑫的落脚点，中央特科才迅速出手，算是“补偿”。
被捕是早晚的事。1931年10月，鲍君甫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挨了一通皮鞭，牙齿当场缺了三颗。审讯官喝骂：“从实招来！”他咬牙回了五个字：“我不知道。”对话短，却几乎要了命。最终靠旧上司张道藩疏通，他保住性命，却丢了职位。从此搬到南京紫金山脚下，靠替人写广告、摆烟摊过活，日子一落千丈。
抗战打响后，南京城成了火炉。失业的鲍君甫在难民营帮人登记口粮，他懂日语，常与宪兵唇枪舌剑，却只能保下一点粮票。1940年汪伪感化院成立，他被安排做训导员。有人质疑他“成了汉奸”，了解内情的人却知道，他把关押名单偷偷改掉十几处，让不少青年脱身——只是那些事不能声张。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炮火震耳。国民党旧员纷纷南逃，鲍君甫却拎着破箱子留在南京。“我没对不起百姓。”他这样说。新政权建立后，他主动到派出所登记，身份一栏写得干干净净：无党籍，小商贩。
命运再次急转是在1951年。反间肃特高潮中，他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南京市人民法院准备从重处理。鲍君甫此时想起陈赓，向院长鞠华提出：“请帮我写信给陈将军，他了解我。”这句话是豪赌。信件辗转云南、北京，最后送到军事工程学院工地。陈赓放下图纸，立即回函确认鲍君甫“1927年起即与我党合作”“贡献颇大”，并提醒“仍以注意，管制为好”。法院依据回函改判，鲍君甫获释。
自由得来却没饭吃。1954年春，鲍君甫斗胆再写信：“身体欠佳，收入全无，望转告首长，予以照顾。”这是他第二次向陈赓求助。很快，《陈赓手批》呈到公安部：“南京公安局每月酌给鲍君甫生活费一百元。”罗瑞卿、李克农附议。就这样，1955年1月，两名军官第一次把百元钞票送到宁海路那间潮湿小屋，鲍家老旧的油灯下多了久违的笑声。
一百元什么概念？那年普通工人月薪三十五元左右，鲍君甫不仅能吃饱，还能添置两件棉衣。他常念叨：“陈将军没忘人情。”1956年3月，更大的惊喜来了。陈赓亲笔邀请他赴京：“参观首都，廿日前动身，旅费已托南京军区设法。”鲍君甫第一次坐软卧，抵北京西郊军区招待所。牙齿缺损影响进食，陈赓把人送进协和医院装了全口假牙，前后费用全部报销。
短短十天，北京城的巍峨城楼、初春柳色、夜色中闪耀的天安门灯光，让鲍君甫像换了个人。同行工作人员回忆，临别时陈赓拍拍老友肩膀：“有事写信，别客气。”鲍君甫难得直抒胸臆：“谢谢你。”这两句话，总计不足二十字，却把二十多年的生死情谊说尽。
此后数年，陈赓每到南京演习，都会抽半天去看鲍君甫，顺便叮嘱公安局给他家添置桌椅、闹钟。1961年3月16日，陈赓病逝，噩耗传到南京，一向沉稳的鲍君甫整日呆坐，嘴里轻声念叨：“陈将军走了。”熟识的邻居都说那年他的背一下弯了许多。
1969年，鲍君甫病逝，终年六十八岁。遗体安葬于南京城北的广东山庄公墓。周恩来得讯，嘱咐办事员“照顾家属，不要遗漏”。政府随后为其家人落实了定期抚恤。历史文本里，“情报四杰”的名单写着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与鲍君甫，也有人质疑他是“双面人”。然而档案中那封1951年的陈赓回函至今仍在，只这一页纸，足以说明鲍君甫曾在最暗的角落里递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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