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院士功勋卓众，其妻子李世英也不简单，两人曾是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李世英|核潜艇|翻译

1989年5月，一条国产核潜艇悄然驶出某南海军港，完成深潜极限测试后安全返航。码头上，花白头发的总设计师只是抬腕看了看表，随后把注意力投向数据报表。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位黄旭华，为这艘潜艇已付出二十余年，而在他背后默默记录数据、递交译文的人正是他的妻子李世英。当年上下级的身份，如今已变成最默契的战友。

把时钟拨回到1950年初夏。南京长江边的船坞里，新中国第一批技术干部正忙着丈量船体，黄旭华刚从“华东军政委员会船舶建造处”调来，每天揣着图纸满厂奔。造船是他的老本行，可局里突然要他兼任团委书记，任务是把一群二十出头的青年团结起来。说话间，他第一次在办公室门口遇到刚入职的青年干事李世英——少女扎着麻花辫，怀里抱着厚厚一摞报表，冲他点头示意，匆匆而去。那一幕在不少同事眼里只是寻常，却悄悄种下一颗因缘的种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黄旭华奉命支援招商局，频繁往返北京参加交通部会议。数据背得滚瓜烂熟的年轻工程师很快被部长看中，调令接踵而来。与此同时，港务局团委需要一位能“提劲”的书记，多方权衡后，又把黄旭华要了回来。几个月里，他名片上的头衔连换三行，“砖头精神”从此成了同事对他的调侃。

青年团的例会上，李世英常站在侧面记录，她对这位上司敬佩有加，却从未越矩。黄旭华心里装着船舶数据与生产进度，对感情并未多想。直到1953年，船舶工业管理局筹建，设计处急缺技术骨干，他主动申请“回炉”。同年，李世英被选派到大连海运学院学俄语，成为苏联专家对接的重要人选。宿舍简陋，壁灯昏黄，她用速记本抄下大段技术名词，自嘲“半路出家”，仍硬是把俄语发音练到同学里最好。

1954年夏，大连毕业证墨迹未干，李世英被分配到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走进办公楼，她惊讶地发现黄旭华正与苏联专家争论螺旋桨叶片角度。短暂寒暄后，两人迅速投入工作。翻译、绘图、试算，天天肩并肩。一次深夜，黄旭华看着李世英趴在桌上核对数值，小声说：“你不困吗？”她抬头摇头，“数据对了才能睡。”这一问一答只是五秒，却拉近了彼此距离。

接下来几个月，苏联专家离华日期临近，图纸交接时间紧。黄旭华忙得脚不沾地，李世英在旁将俄文意见逐句转成中文。工程师们常见二人对着同一张图纸低声讨论，外人却看不出更深情愫。直到年底总结会上，黄旭华一句“感谢李同志把障碍全部抻平”，大伙才觉出些端倪。

1956年4月29日下午，两人利用周末排队在民政局登记。当天夜里，设计处灯火依旧，两位新婚者就坐在各自座位上改图纸。第二天一早，通勤车上多了一对并肩而坐的身影，乘务员开玩笑：“小黄，你把翻译同志拐回家啦？”

女儿诞生后，日子似乎更甜，却也更紧。1958年春，国家秘密立项“09工程”——核潜艇研制。黄旭华收到任务书，只写着“即日赴京，地点、期限保密”。他在家门口犹豫良久，最终只留下四句话：“照顾好自己，勿念；工作重要，不能明说。”信放在桌角，人已踏上北上的火车。

自此，两地书信成为唯一联系。李世英常在回信尾页写上一行红字：“一切安好，勿挂念。”即便孩子发烧、煤气不稳，她也从未多提。三年后，组织考虑保密与家庭兼顾，将李世英调进同一系统，但夫妻仍不能同住，只能在保密楼里擦肩而过。走廊上，两人偶然碰面，他轻声问：“今晚上能吃完饭聊五分钟吗？”她点头，语气平静：“可以。”

六十年代中后期，核潜艇总装进入关键节点。试想一下：高强度磁场测试室里温度逼近四十摄氏度，黄旭华带队测算轴系震动，李世英在外间翻译最新参数，两人隔着厚玻璃窗，只能靠手势沟通。有人半开玩笑：“夫妻间靠手语，也算世界纪录。”他们笑而不语，眉眼里尽是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