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昌黎十军营区的夜风钻进棉帐篷，连铁皮火炉都压不住那股冷。丁宝林抱着刚发的棉衣往司令部走，心里琢磨：军长新到北方，还能顾得上自己那一大家子吗？没想到，一推门，映眼的却是周希汉端着搪瓷缸，正和警卫员算账。
那晚的细节，小丁后来提起无数次。原十军军长送来三百万元旧币补助费，一角顶一万，折合三百元新币也就够一家人御寒。周希汉只扫了一眼，摆手：“送回去，部队还有战士没棉裤。”停顿两秒，他加了一句，“家里再紧，也是咱自己担。”他说得平静，却像往火里添了把柴，屋里暖意立刻上来了。
次年春天，十军“三反”“五反”正紧锣密鼓。干部们连续写检查，周希汉照样让孩子跟着斗争队列学习。小丁听见有人悄声嘀咕：“军长这是给自家找麻烦。”可运动结束，检查榜里偏没出现周家名字，连伙房老兵都服气：规矩立得住，风刮不倒。
1952年3月，海军司令部在北京西郊会议楼挂牌，周希汉成了首任参谋长。搬迁那天，小丁跟车抵达西黄城根，文件、被褥堆了满院，却见首长第一条指令不是铺床，而是“明早起，照旧查伙食簿”。海军的档案里写“从陆上走来的海军人”，说的正是这股劲儿。
北平城菜金不便宜，可周希汉没改老规矩：个人八角，夫人六角，孩子四角。八角，依当年供给制换算，相当于干部日补助一半都不到。小丁觉得太紧，试探着问能否统一上调。周希汉抬头，声音压得稳：“制度能变，作风不能松。”十来个字，让人打定主意——这账，半分也别乱花。
说句实在话，首长唯一舍得投钱的，是烟叶。南下长征时落下的痔疮病根，久坐难耐，他就靠抽烟分散注意力。每月准买四条，三条自用，一条待客，雷打不动。有一次，小丁忘了提前订货，首长批了句“工作要前置”，却并未动用部长级特供，只让警卫员到街口排队。小丁心里直犯嘀咕——堂堂大将，还得蹲烟摊，可事后一想，也正是这种“不分特殊”，把海军机关里那点虚风都压下去了。
北京是首都，探亲的、求助的络绎不绝。最离谱的一回，十几位湖南亲戚突然上门，小丁慌忙往招待所抬铺板。饭费按战士标准核算，一个星期就吃掉八十多元，超过了首长整月津贴。结账时，管理处给小丁递支笔：“超标就别写了，算组织照顾。”小丁没敢回话，跑去请示。周希汉拿起铅笔，在账页上划了道杠：“欠款四百八，分二十个月扣完。”扔下一句：“规矩二字，不够钱也得守。”
有意思的是，周希汉却常年惦念别人。张学思调海军副参谋长后，老母亲从延安搬到城里。每逢腊月二十八，周希汉都拎上点心去那套灰砖小院，连着数年没落过。小丁跟着提桶煤球，满脸黑灰，老人却握住他的手：“好孩子，你们没忘战场上牺牲的人。”回去路上，小丁问首长图什么。周希汉只说：“她把三个孩子交给革命，咱去看看天经地义。”
同一年，北京“八一”小学下学晚，一位赴苏学习的海军干部家属急得直掉泪，拨通了周希汉的办公室电话。首长放下作业图，简短指示：“派吉普，灯开到最大。”小丁有些为难，按规车辆夜出需打报告。周希汉抬了抬手：“特殊情况，孩子安全第一。”这通车灯照亮了孩子，也照亮机关里那根“为人民服务”的准绳。
丁宝林在旁边见得久了，对信访件格外上心。战争年代牺牲烈士的家书、抚恤查询，常常堆满半张桌。周希汉犯腰病，躺着也要批。“哪怕一个电话线索，也要回信。”他提醒，“别让老百姓以为咱们进城就忘了流血的兄弟。”话说得不高，却像钉子，把“初心”二字钉在年轻公务员的脑海。
1955年初冬，小丁整理文件时发现，自进京三年，首长家伙食费一分未调，反倒因接待来客多次被扣。有人打趣：“当了海军参谋长，还吃四角饭？”小丁心里清楚，这不是抠，这是周希汉用日常细节告诉干部：和平年代，纪律仍是战场。
说到这儿，不能不提那份经他手退回的“三百万元”旧币。它在账面上只是数字，却像块试金石，把个人私情、部队风气一并照了出来。若干年后，小丁回望那夜北风，常对新人说：“周参谋长管饭管烟，也管人心。跟着他干，日子虽紧，脚底却踏实。”
时间过去七十余载，“8角、6角、4角”早成历史名词。可翻开海军初创时期的表册，可以清楚看到那三道折算公式、那一行行批示。它们如同钢印，提醒后来人，手中的权力、兜里的津贴，都要对得起革命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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