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0日，北京城刚刚落下第一场春雨，中央军委扩大会即将召开，军队体制改革的风声却先一步在各大军区弥漫。夜深，成都军区大院里仍灯火通明，时任司令员王诚汉翻看文件的动作颇为急切——“这次合并，真要把指挥部迁去昆明？”他忍不住低声自问。
消息来得突兀。三月初，铁道兵裁撤、军区缩编的议题还是茶余饭后的猜测；四月，各大单位参谋长赴京碰头，合并方案愈发具体；五月，风暴几乎要落地。王诚汉年近七旬，却一连几晚睡不踏实，枕边放的始终是成都与昆明道路、通信示意图。
有意思的是，军区大院内一座通讯情报中心大楼正打地基。传闻一出，地基被填平三次、又挖开三次。干部们心里都悬着：楼若拆了，岗位也许跟着没了。气氛紧绷到极点。政委万海峰和王诚汉轮番下到营区，甚至喊来炊事班长摆龙门阵，只为了稳住情绪。
表面平静，私下策划却紧锣密鼓。王诚汉找来军务部长刘国斌、干部部长程功明和处长李德义，摊开一张空白纸：“把各自想到的利弊都写上去，别留情面！”众人你一句我一句，最终几千字建议稿在李德义手下成形——《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
5月22日晚，王诚汉将打印好的建议分别送到杨尚昆、张爱萍、洪学智等军委领导手中。他只说了一句：“请多费神。”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场，裁军总体设想刚刚宣布，关于西南战区指挥部落点的问题却临时按下暂停键。邓小平示意工作人员：“材料先放这儿。”
军委内部很快组织讨论。成都靠近川藏线，后勤设施成熟，战略纵深充裕；昆明虽面向南疆，却交通通信仍待加强。多方权衡，原方案被逆转：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指挥机关仍设成都。这一决定，光是取消新增通信线路一项，据说便节省投资上亿元。
结果传到驻地，几乎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可王诚汉却没时间庆祝。他被免去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按新架构应当离休。68岁的他原本打算回重庆老家，可协调小组的整编、善后事宜还需老将出马。到8月，一切收尾完毕，他才真正交接完钥匙。
10月，王诚汉赴解放军总院体检。病房门被推开，总政干部部长李继耐笑着走进来：“首长，军科院班子要换，将里边点了您的名。”一句话让老将愣住。他自觉政治主官经历有限，加上身体状况平平，连声推辞：“让我歇歇吧，别再折腾年轻人。”
李继耐没有立刻回应，只是把组织意见转达后离开。没过几天，他又出现，语气更坚定：“中央决定，一个老同志去军科带班，就是您。”短短两句对话，王诚汉明白，这次是真的无法再拒绝。
11月中旬，王诚汉抵达知春路军事科学院大门。迎接他的科研骨干大多年轻，一身戎装却书卷气十足。有人小声感慨：“这位老司令能习惯写论文开研讨会吗？”王诚汉听见，笑着回了一句：“打仗讲兵法，研究也得讲打法，咱们互相补台。”
上任伊始，他先看资料、再听汇报，随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签发出国交流计划。美国、法国、日本，同期邀访名单排得满满当当。副院长担心预算超标，王诚汉摆摆手：“坐在屋里琢磨不出新点子，出去见见世面，值。”几年下来，军事科学院与海外学术机构建立三十多条常态化渠道，资料室外文期刊堆到天花板。
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9月14日，人民大会堂授衔礼上，广播里清晰念出“王诚汉，上将”。镜头扫过，他比授少将时已白了头。台下记者问一位老参谋：“当年咸阳阻击战的主角，如今戴上三星金星，感觉怎样？”老参谋咧嘴笑：“他还是那个冲锋陷阵的王团长，只是换了把指挥刀。”
1990年4月，王诚汉卸任军科院政委。同年8月北戴河疗养，他在海边偶遇刘华清。两人并肩走了一段木栈道，浪声盖不住一句赞许——“老王，你给军科院打下的底子，后面十年都够用。”话音未落，海风把衣角吹得猎猎作响，似乎在为那串足迹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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