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蒋介石身边的人，能打的不少，会揣摩心思的更多，但像俞济时这样，一根筋直到底，把“忠诚”二字刻在脑门上，却一辈子没活明白的人，还真是独一份。
他就像老蒋手里一把最顺手的瑞士军刀，能开罐头，能拧螺丝，但你指望它去绣花，那可真是难为它了。
1949年开年没多久，南京城里就跟进了冰窖似的，淮海战场上那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整个国民党高层都蔫了。
中山陵的官邸里，天天开会，可开来开去，除了吵架就是唉声叹气，谁也拿不出个章程。
老蒋那会儿，威风扫地，坐在那儿，脸拉得比谁都长。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一个凌晨两点多，会刚散，大家正准备各回各家，一个参谋连滚带爬地跑进来，嗓子都劈了：“报告！
官邸正门外头，黑压压来了一大帮人，看着不对劲，情绪很激动！”
这话一出，屋里这帮大官们脸都绿了。
这啥时候？
兵荒马乱的，门口聚堆，保不齐就是要哗变。
一个个面面相觑，腿肚子都开始转筋。
就在大伙儿六神无主的时候，俞济时“噌”地一下站了出来，他那大块头往中间一戳，跟堵墙似的，说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校长！
不能等了，正门不安全，万一有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后门车队已经准备好了，您马上从后门走，我保证万无一失！”
这话说的，从一个保镖头子的角度看，没毛病，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安保方案。
在他俞济时脑袋里，老板的安全是天，至于从哪个门走，那是技术问题，不重要。
可他这话刚说完，就感觉不对劲了。
他抬眼一看，蒋介石正死死地盯着他，那眼神，冰凉冰凉的，跟刀子似的，能把人扎个透心凉。
老蒋没看地图，也没往门口瞅，就那么直勾勾地瞅着俞济时。
那一瞬间，老蒋心里想的压根不是安不安全，他听到的是另一层意思：他蒋中正，中华民国的“领袖”，如今落魄到连自家大门都不敢走，得像个贼一样溜后门了。
这比当面抽他一巴掌还难受。
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掉根针都能听见。
过了好几秒，蒋介石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走正门！”
声音不大，但里头那股子劲儿，谁都听得出来，不容反驳。
他摆了摆手，示意大家该干嘛干嘛去。
俞济时一个人愣在原地，脸都白了，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自己哪儿说错了？
我这是在尽忠职守啊！
结果，他这份最纯粹的忠心，却用最直接的方式，狠狠地扎在了老板那颗已经千疮百孔的自尊心上。
这事儿后来，蒋介石跟自己的老伙计张群私下里唠嗑，叹了口气说：“济时这个人，忠心是没得说的，可惜脑子不会转弯。”
就这么一句话，基本上给俞济时的政治前途判了死刑。
其实，俞济时的这股“直”，早在十几年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那是1934年，江西东固的山沟沟里，天冷得能冻掉耳朵。
俞济时带着他的部队，把刚打散的红十军团一支小队伍给围了。
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刘畴西。
两人在一个临时搭的草棚子里见了面。
俞济时看着眼前这个在北伐时就断了一条胳膊的老同学，开口就是公事公办的调调：“刘兄，都到这份上了，何必呢？
跟我回南京，校长那儿，我替你说话。”
听着是客气，可那眼神里，没有半点同学见面的热乎劲儿，更像是在走个过场，下最后通牒。
刘畴西也硬气，咧嘴笑了笑，摇摇头：“道不一样，没什么好说的。
要杀要剐，你看着办。”
俩人的对话，前后不到十分钟。
俞济时一看，对方不接茬，脸上那最后一点“同窗之谊”的表情也收了起来。
他扭头对着手下，声音冷得像山里的石头：“马上押到南昌去，上报军法处置。”
命令一下，旁边拉枪栓的声音“哗啦”一响。
没过几天，南昌城外一声枪响，刘畴西的命就交代了。
这事儿在黄埔圈子里炸了锅。
同样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在南昌听到消息，气得当场就把手里的杯子给砸了，破口大骂：“都是同学一场，他俞济时连碗送行的面都不给！
心是铁打的吗？
冷血动物！”
黄维骂的，是圈子里的人情世故。
可俞济时不吭声，不解释也不道歉，好像这事儿就该这么办。
在他那儿，刘畴西首先是“匪”，然后才是“同学”，军法大过天，命令大过人情。
就因为这，他背上了个“铁面无情”的名声，也给自己未来的路，早早地砌上了一堵墙。
当然了，也正是这股子又硬又直的劲儿，让他在战场上成了个狠角色。
他那份履历，大部分时间都围着蒋介石的卫队转，但谁要说他只会站岗，那可就小瞧他了。
时间往前拨到1942年，陈诚在重庆陪蒋介石聊天，就半开玩笑地点过俞济时：“委员长，济时这脾气，你让他带兵打仗冲锋陷阵，那是把好手。
可要是让他去搞情报，跟人耍心眼子，那指定得抓瞎。”
蒋介石当时听了，只是点点头，没多说啥，显然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到了1944年的常德会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俞济时亲自跑到西线指挥所督战。
有一天，鬼子的火力太猛，前头阵地被撕开个口子，败下来的兵跟潮水一样往后涌，指挥所眼看就要被端了。
那节骨眼上，俞济时没往防空洞里钻，而是抄起一把冲锋枪，带着警卫班就冲了出去，硬是顶在了溃兵和鬼子中间。
据后来活下来的人回忆，当时俞济时架起机枪就往天上扫，扯着嗓子吼，逼着那些吓破了胆的兵重新组织防线。
鬼子的炮弹就在他身边炸开，掀起的土块“啪啪”地砸在他背上，他眼皮都不眨一下，跟尊铁塔似的。
他这么一站，硬是把那股溃退的劲儿给刹住了，给后面的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钢胆中将”这外号，就是那时候叫开的。
在枪林弹雨里，俞济时是个完美的军人，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几点到就几点到，绝不含糊。
可也正是这种把啥事都当成命令来执行的脑子，让他在官场上走得磕磕绊绊。
1950年，到了台湾，俞济时被安排去管一个叫“忠义服务队”的单位。
这地方，说白了就是个养老的闲差，待遇不错，但离权力中心十万八千里。
他那些战功，那个“第一侍卫”的名头，最后就换来这么个结局。
晚年的时候，他在日记里给自己这一辈子写了八个字：“遵令而行，无悔于心。”
那字写得，还跟当年一样，一笔一划，跟刀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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