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声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936年初的陕北高原，寒风还裹着黄土在窑洞口打转，中央军委一道命令，把当地零散的地方武装整编成了红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
这四个军的首任军长，日后都成了响当当的人物，有人成了装甲兵领域的开拓者，有人在朝鲜冰原打出威名，还有人脱下军装去修水渠、搞民生。
从夜袭队长到冰原战将
1910年出生的贺晋年，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安定娃，年轻时就带着股“刀客”的冲劲。
1928年他带着二十多条人枪投奔红军，中央红军到陕北前，他就靠着夜袭战术打出了“贺夜猫子”的名号。
1936年12月，毛泽东亲笔下令让他当红二十七军首任军长，这对当时的贺晋年来说，是荣誉更是责任。
贺晋年的军旅生涯挺传奇的。
抗战时他守陕甘宁的黄河防线，解放战争又跑到东北去剿匪。
他在合江军区搞的“铁壁合围”战术，直接端了谢文东、张雨新这些巨匪的老巢，后来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拿他的事迹拍出了《林海雪原》。
本来以为他1955年授衔能评个高军衔，毕竟是副兵团级干部，可最初只拟授大校。
还好彭德怀和贺龙联名找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拍板说他至少是少将，这才让他成了首次授衔里唯一的副兵团级少将。
和贺晋年扎根装甲兵领域不同，另一位军长宋时轮的战场则在更遥远的朝鲜冰原。
红二十八军首任军长本是刘志丹，1936年4月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牺牲后，黄埔五期毕业的宋时轮接了这个担子。
宋时轮把中央红军的正规战经验带到了陕北，这对当地部队的提升特别明显。
解放战争里他带的华野十纵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威名，抗美援朝时他任九兵团司令员，在长津湖零下三十度的冰面上，把美陆战一师打回了兴南港。
美军战史里都把这场仗称作“冰原上的噩梦”，这战绩放在整个抗美援朝战场都很亮眼。
1955年宋时轮授了上将，后来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去世后骨灰一半撒在长津湖，一半撒在陕北吴堡黄河渡口，算是圆了他对两地的牵挂。
从戎马将军到民生功臣
红二十九军的首任军长其实是萧劲光，但他只兼了几个月就调走了，后来由土生土长的李仲英接任。
李仲英的经历挺特殊的，早年是哥老会龙头，后来去国民党军当了排长，1930年被谢子长策反带着全排起义。
战友都叫他“李拼命”，因为他打仗从来不顾生死。
很显然，战场的拼劲也被他带到了民生岗位上。
解放战争时期，他因为多次重伤加上文化程度有限，职务停在了旅级。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申请转业回了陕西，当了省水利厅副厅长。
他主持扩建了泾惠渠、渭惠渠，把陕北不少旱地改成了水浇田。
1960年他病逝时，骨灰按遗嘱撒在了延安葫芦河，那是他第一次伏击国民党军的地方。
在我看来，他从战场转到水渠旁，岗位变了，但为老百姓做事的初心没改。
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15岁就给陕北军阀当兵，16岁秘密入党，是陕甘游击队最早的支队长之一，地位仅次于谢子长和刘志丹。
1936年2月他带着黄河游击师西渡，部队改编成红三十军，他成了军长。
抗战时守延安东大门，解放战争打淮海、渡江、西南战役，战功一点也不差。
本来他建国后已经转去做地方工作了，1955年授衔前夕，毛主席审名单发现陕北红军没代表，就提议让他回来授上将。
就这样，他成了上将里少见的“父母官”，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无奈之下，特殊时期“他因为坚持“生产不能停”被打成“走资派”，1967年含冤去世，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
1955年9月27日的怀仁堂授衔，宋时轮、阎红彦戴上了上将星，贺晋年是少将，李仲英则在西安水利局礼堂听着收音机里的实况。
他们的军衔和职级有高有低，可没有一个人背离过信仰。
那些当年他们在陕北修的水渠、挖的战壕、刻的“抗日救国”石刻，现在还能在延安桥儿沟、榆林米脂等地看到。
陕北民歌里“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歌词，唱的不只是中央红军，也唱这些把黄土高坡当作战位的陕北子弟。
从1936年四个军成立到1955年授衔，不到二十年时间，陕北红军完成了从土枪土炮到将星闪耀的跨越。
贺晋年的装甲兵战术、宋时轮的九兵团战绩、李仲英的灌溉渠、阎红彦的地方治理，四条轨迹看着没交集，却都印证了“陕北是落脚点，更是出发点”这句话。
这些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军长，用自己的一生，给这句感慨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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