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张，张卫国，一个名字比人生响亮得多的退休老钳工。六十有三，老婆走了五年，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空巢老狗，说的就是我。
日子像杯隔夜茶，凉了，也淡了。每天拎着鸟笼子在公园里跟一帮老头子吹牛，回家对着四壁无言。屋子一百二十平，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空得能听见心慌的回音。
“老张，你这不行啊，得找个伴儿。”公园里棋盘上的老李头，炮一响，将死了我的军，也点着了我的心思。
是啊，得找个伴儿。不然哪天嘎嘣一下死在家里，估计得等尸体发臭，邻居报警才有人知道。
我这人，一辈子跟铁疙瘩打交道，直来直去，没什么花花肠子。找伴儿这事，也当成了个项目。需求很明确：女的，活的，能搭伙过日子，别太闹腾。
儿子倒是打过几次电话，说给我找个保姆。我给怼回去了：“我找的是老婆，不是找个祖宗伺候！”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怕人家图我这套房，图我这点退休金。
我这套房，当年单位分的，位置不错，学区房。我那点退休金，一个月七千出头，在咱们这三线小城，算中上游了。这些，确实是我的“优质资产”。
社区婚介所的王大姐，给我介绍了好几个。
第一个，五十出头，丧偶，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见面就盘我家底。“大哥，你这房子地段好，以后孩子上学方便。”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这岁数，还上哪儿生孩子去？她那双眼睛，跟X光似的，把我从里到外扫了一遍，最后落在我的退休存折上，就差直接问密码了。我一顿饭没吃完，借口上厕所就溜了。
第二个，六十岁，离异，人看着挺老实，就是一张嘴，抱怨前夫，抱怨儿子儿媳，抱怨菜价，抱怨天气。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跟她坐一块儿，我感觉自己血压都高了二十个点。她说她要求不高，就是男方得有“责任心”。我一听这词就头大，她的意思我懂，就是她的所有不痛快，都得我负责。算了吧，我这把老骨头，可不想当谁的出气筒。
第三个，第四个……我都懒得记了。不是图钱，就是图房，再不就是图我当个免费劳力加情绪垃圾桶。我这颗找伴儿的心，也跟这天气似的，一天比一天凉。
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认命当个孤寡老人的时候，王大姐又来了电话，语气里带着点兴奋和神秘。
“老张，这次这个，绝对不一样！”
我哼哼了两声，没当回事。“怎么个不一样？三头六臂？”
“去你的！”王大姐笑骂，“人家是退休教师，叫李兰。人长得周正，气质好，关键是，人家有要求。”
“嗨，谁没要求啊？不就是要房本上加名字，工资卡上交嘛。”我撇撇嘴，这些套路，我门儿清。
“错！”王大姐一字一顿，“人家说了，不要钱，不要房，什么都不要。就一个条件。”
我愣住了。这年头还有这种好事？不要钱不要房？图什么？图我岁数大？图我不洗澡？
“什么条件？”我来了兴趣。
“我也不知道。”王大姐说，“她说，得见了面，跟你亲自谈。老张，我可跟你说，这李老师，在我们这片儿可有名了。以前市重点的语文老师，桃李满天下。多少人想追，人家都没看上。这次要不是她自己找到我，说想找个伴儿安度晚年，这机会都轮不到你。”
我心里犯嘀咕。一个条件，搞得这么神秘。不会是让我捐献遗体吧？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见一面，又不会掉块肉。
见面的地点约在公园的茶馆里。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要了壶龙井，心里七上八下。
她来得很准时。我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女人朝我这边走过来。灰色的薄呢风衣，里面是件素色的羊毛衫，脖子上系着条淡蓝色的丝巾。头发剪得齐齐整整，虽然花白了，但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皱纹，就是眼角有些细密的纹路，但那双眼睛，很亮，亮得有点过分，像两汪深不见底的潭水。
这就是李兰，李老师。
她没像其他人那样，一上来就假客气地寒暄，或者用挑剔的目光审视我。她只是在我对面坐下，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平静地开口：“是张卫国先生吧？我是李兰。”
声音不疾不徐，像她的人一样，干净，沉静。
我赶紧把茶壶拎起来，给她倒了杯茶。“李老师，你好你好。”我这双摆弄了一辈子冰冷铁器的手，这会儿竟有点不听使唤。
她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然后抬起那双清亮的眼睛看着我。
“张先生，我的情况，王大姐应该跟你说过了。我找人搭伙，不为别的，就是想身边有个人，屋里有点烟火气。”
我点点头，这话说得实在。
“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一些。退休工人，无不良嗜好，身体还算硬朗，子女不在身边。”她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没有丝毫感情色彩。
我有点尴尬，感觉自己像个被摆上货架的商品，所有参数都被人摸得一清二楚。
“王大姐说，”我清了清嗓子，决定开门见山，“李老师你……不要钱，也不要房？”
“是的。”她答得干脆利落。“我的退休金足够我花。我也有自己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也是个去处。你的钱，你的房，都是你的，我分文不取。我们搭伙，生活费可以AA制，或者，你要是愿意，我来承担也行。我做饭的手艺，还过得去。”
我彻底懵了。这……这是什么路数？天上掉馅饼，还正好砸我嘴里了？我这颗被社会现实教育得充满警惕的心，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任何可以怀疑的漏洞。
我看着她。她很瘦，但背挺得笔直，透着一股劲儿。那不是故作姿态的端庄，而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习惯。当老师的，都这样？
“那……李老师，”我小心翼翼地措辞，“你说的那个……唯一的条件，是？”
她放下茶杯，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直视着我，那两汪深潭，似乎起了一丝波澜。
“我的条件很简单，”她说，“我希望，我们搭伙之后，从我搬进去那天起，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你必须和我一起，待在客厅里。”
我一愣。“待在客厅里？就……坐着？”
“不。”她摇了摇头，“你坐在沙发上，听我念东西。我念什么，你听什么。”
我更糊涂了。“念东西？念报纸？念新闻？”
“念什么，你不用管。可能是书，可能是信，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轻轻敲在我的心上，“在这一个小时里，你不能看电视，不能玩手机，不能打断我，不能跟我说话，更不能提出任何问题。等十点一到，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我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这算什么条件？
每天陪坐一小时，当个听众？还不用我发表任何读后感？这比伺候那些挑三拣四的“老佛爷”容易多了。别说一小时，就是两小时，我也没问题啊。
我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这事儿，怎么看，都是我占便宜。她一个退休教师，有文化，有涵养，还不要我一分钱，倒贴生活费，就图我每天晚上贡献一个小时的耳朵？
图什么呢？
难道……她是声音爱好者？喜欢有个听众，满足一下当老师的职业病？还是……她念的东西，是什么机密文件，需要找个见证人？我一个糟老头子，能见证什么？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想从里面找出一点玩笑或者狡黠的成分。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平静下面，似乎又压抑着什么。
“张先生，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她似乎看穿了我的疑虑，“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这个条件，听起来简单，但需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如果你哪天做不到，或者不想继续了，我们的搭伙关系，就自动结束。我立刻搬走，绝不纠缠。”
她把话说得滴水不漏。
我还能说什么？
我一拍大腿，像是下了什么重大决心。“李老师，不用考虑了！我答应你！不就是每天听您念一个小时嘛，这有什么难的！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守时，有毅力。当年在厂里，师傅带我，让我在一个铁块上锉九十度的直角，我愣是锉了一个月，最后比机器磨的还标准！”
我这番豪言壮语，似乎并没有让她动容。她只是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算是一个笑容吗？我看不真切。
“好。”她说，“既然你答应了，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
“一定！一定！”我把胸脯拍得邦邦响。
就这样，三天后，李兰，李老师，拎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住进了我的家。
她没带多少东西，几件换洗衣物，一个洗漱包，还有一个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四四方方的硬盒子。
她一进门，没急着收拾自己的东西，而是先在屋里转了一圈。我的房子，自从老伴儿走了，就一天不如一天。地面看着还行，但沙发底下，茶几腿边，都是积年的灰尘。厨房的油烟机，挂着黄腻的油垢，像得了肝硬化。
我有点不好意思，搓着手说：“家里有点乱，有点乱……”
她没说话，只是走到窗边，拉开了那扇许久没彻底打开过的窗。初秋的阳光一下子涌了进来，照得空气里飞舞的尘埃纤毫毕现。
“通风不好，人容易生病。”她淡淡地说。
然后，她卷起袖子，从自己的行李里拿出一条围裙系上，又拿出一副胶皮手套戴上，开始打扫卫生。
我哪好意思让她一个刚进门的客人干活，赶紧说：“李老师，你歇着，我来我来！”
“不用。”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住的地方，我喜欢自己收拾。你去看你的电视吧。”
她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愣在原地，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在我的“狗窝”里，像一只勤劳的蜜蜂，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女人做家务，可以这么有章法。先擦高处，再扫地面；先收拾厨房，再整理客厅；抹布分门别类，干的湿的，擦油的擦灰的，绝不混用。
一下午的功夫，我家像被彻底翻新了一遍。地板干净得能当镜子照，窗户明亮得晃眼，厨房里那股万年油烟味儿，被清新的柠檬洗洁精味道取代了。连我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叶子都被擦得油光发亮。
晚饭是她做的。三菜一汤，番茄炒蛋，清炒西兰花，红烧豆腐，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都是家常菜，但色香味俱全。她做菜放油少，盐也少，吃起来清淡，但很鲜美。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心里五味杂陈。老伴儿走后，这屋里，好久没有过这么浓的烟火气了。
吃完饭，她利落地收拾了碗筷。我抢着要洗，又被她一句“我来”给挡了回去。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吵吵闹'的综艺节目，心里却有点静不下来。我偷偷打量她。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水声哗哗，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和谐。
好像她本就该在这里一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很快就到了八点五十。我的心，莫名其妙地开始紧张起来。
她从厨房出来，擦干了手，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然后，她走到那个被布包着的硬盒子前，小心翼翼地解开布包。
里面是一个深棕色的木盒子，上了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她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了一本书。不，那不是书，那是一个厚厚的、硬壳的笔记本。
八点五十九分。
她拿着笔记本，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那是我老伴儿生前最喜欢坐的位置。
她没有看我，只是低头，翻开了笔记本。
墙上的石英钟，秒针“咔哒、咔哒”地走着，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跳上。
九点整。
客厅里只开着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晕，笼罩着我们两人。电视，我早就关了。
她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又站上了这个讲台。底下是四十多双崭新的眼睛，像一片等待播种的田野。他们叫我‘李老师’，声音清脆得像山谷里的回响。有个叫陈默的男孩，坐在最后一排，很高，很瘦，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的眼神，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充满好奇，而是……很远，很空。”
她的声音，和我白天听到的完全不一样。白天，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克制的。而现在，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温柔的、湿润的东西。像春天的微雨，轻轻洒在人的心上。
我愣住了。
她在念日记。
是她自己的日记。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一个退休教师，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跟学生打交道。退休了，心里空落落的，所以，她要用这种方式，重温自己的过去？
我有点想笑，又有点心酸。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她就在念她当老师时的日记。鸡毛蒜皮，无非是哪个学生调皮了，哪个学生进步了，开运动会了，期中考试了。平淡得像流水账，但从她嘴里念出来，却带着一种特别的味道。
我一开始还有点不自在，浑身僵硬。但听着听着，竟然也听进去了。她的声音很好听，普通话标准，带着一种韵律感。听她念书，比听电视里那些声嘶力竭的广告舒服多了。
不知不
觉，墙上的钟指向了十点。
她准时合上了笔记本，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好了。”她站起身，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回木盒子里，锁好，然后用布包起来。整个过程，充满了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我去睡了。”她对我点点头，转身进了她住的那个次卧。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弹。
客厅里，还回荡着她念诵的声音。那些关于青春，关于校园，关于粉笔末和琅琅书声的记忆，把我这个老钳工，也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年代。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设定好的程序，精确地运行着。
李兰是个极度自律的人。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在阳台上做操。然后做早饭。白天，她会看看书，练练字，或者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她的生活，安静，规律，像一泓不起波澜的井水。
而我，也被她带着，生活规律了不少。不再睡到日上三竿，也不再顿顿外卖对付。每天晚上，我都准时坐在沙发上，等着九点的到来。
她每天都念那个笔记本。从九五年，一直念下去。
我像在追一部超长的连续剧。我知道了那个叫陈默的男孩，很孤僻，但画画得特别好。我知道了班长王小雅，成绩优异，但家里很穷。我知道了体育委员张大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天天给李兰惹麻烦……
这些人，这些事，通过李兰的声音，在我面前，活了过来。
有时候，我听得入了迷，会忍不住想插嘴。“这陈默，后来怎么样了？”“这王小雅，大学考上了没？” 但一想到那个约定，我就把话咽了回去。
不能问。
这是规矩。
我们的关系，很奇妙。白天，我们是合租的室友。一起吃饭，偶尔也聊聊天，但都很有分寸。聊的无非是天气，菜价，社会新闻。绝口不提那个笔记本里的任何内容。
而到了晚上九点，我们就像戴上了另一副面具。她是叙述者，我是倾听者。我们之间，隔着一个由声音构筑起来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她的过去。
日子久了，我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的家，不再仅仅是个睡觉的地方。它有了温度。每天下班回家，迎接我的，不再是冰冷的空气，而是从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我那常年冰冷的胃，被她温热的汤汤水水，养得舒舒服服。
我的话，也变多了。以前在公园里，我就是个捧哏的，听别人吹。现在，我也有了“谈资”。
“我跟你们说，这教育孩子啊，得有耐心。我们家那口子……哦不，我们家李老师，她就说……”我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老张！可以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老李头他们一帮人起哄。
我老脸一红，赶紧摆手：“什么呀！搭伙！搭伙过日子！”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甜丝丝的。
我开始习惯，甚至有点期待每天晚上的“听书”时间。那一个小时，像沙漠里的绿洲，让我这枯燥的生活，有了点盼头。
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李兰念的东西，开始变了。
当她念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日记里的快乐，渐渐少了。字里行间，开始出现一些沉重的东西。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日，阴。今天，陈默没来上学。我去了他家。他爸爸喝醉了，躺在地上，满屋子酒气。他妈妈的眼睛，是肿的。陈默躲在门后，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恐惧。”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雨。王小雅的学费，还是没凑齐。我把自己的奖金拿给了她。她哭了，抓着我的手，说，老师，你真好。我看着她那双懂事的眼睛，心里又酸又软。”
我听着这些，心里也跟着发沉。原来，当个好老师，这么不容易。
再后来，她念到了一个人。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教师节。今天，我收到了很多花。但是，我最高兴的，是收到了我儿子的信。他在大学里，一切都好。他说，他想我了。他说，妈妈，你是我唯一的骄傲。”
念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颤抖。
我心里一动。
这是她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
从那以后，她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她的儿子。儿子学习很棒，拿了奖学金；儿子参加了学校的辩论赛，拿了第一名；儿子交了女朋友，是个很好的姑娘……
我能感觉到，那个叫“儿子”的符号，是她全部的骄傲和软肋。
在念到关于儿子的段落时，她的声音，会变得异常温柔，充满了光彩。而我的心情，也跟着她起伏。我甚至开始嫉妒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
然而，这种温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当她念到两千零二年的时候，笔记本里的气氛，陡然直下。
“两千零二年，十一月八日，大雾。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我发信息，他也没有回。我的心，一整天都悬着，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两千零二年，十一月九日，阴。我联系不上他。我给他的学校打电话，老师说，他已经两天没去上课了。我疯了一样，买了最快一班去省城的火车票。”
“两千零二年，十一月十日，雨。我到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看到了他。他躺在那里，盖着白布。那么安静，那么冷。我感觉，我的天，塌了。”
念到这里，她的声音，已经不是颤抖了，而是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撕裂般的沙哑。
我坐在沙发上，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不敢看她。我能感觉到，那昏黄的灯光下，那个瘦削的女人，正在被一种巨大的悲痛所吞噬。
那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的一个小时。
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几天的日记，念完了。
十点整，她合上笔记本，站起身。
我看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把本子放回木盒，而是抱着那个笔记本，踉踉跄跄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野兽一样的呜咽。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念的那些话。
“他躺在那里，盖着白白布。那么安静，那么冷。”
一个母亲，失去了她唯一的骄傲。
我突然明白了。
她为什么不要钱，不要房。
她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念这些东西。
她不是在怀旧，也不是在满足什么职业病。
她是在一遍一遍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而我，是她选择的，唯一的，沉默的见证者。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气氛，变了。
白天的沉默，变得更加沉重。我们吃饭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有时候，我会看到她看着窗外，一坐就是一下午，眼神空洞。
我知道，她在想她的儿子。
而晚上的“听书”时间，成了一种煎熬。
她开始念那些事故的细节，念她如何一家家医院地找，如何在警察局里一遍遍地做笔录，如何面对亲戚朋友们同情又躲闪的目光。
她的声音，不再有任何感情。像一台机器，冰冷，麻木。
我听着，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泡在冰水里。
我好几次都想冲过去，抱住她，告诉她：“别念了！求求你，别念了！”
但我不能。
我答应过她。
这是我们的约定。唯一的条件。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那里，听着。用我的沉默，分担她的一部分痛苦。
我开始恨那个肇事司机。
日记里说，是个年轻人，喝了酒，无证驾驶。撞了人之后，当场就跑了。现场没有监控，只有一个目击者，记下了一个模糊的车牌号。但警察说，那是个假牌照。
人海茫茫，这案子，就成了悬案。
“我恨。”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恨那个毁了我一生的凶手。我每天都在诅咒他。我希望他，。”
念到这里，她的声音，充满了淬毒一般的怨恨。
我打了个冷战。
我觉得，这个家，快要被这股浓得化不开的仇恨，给压垮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
“李老师，你那个……悬案，后来，就没线索了吗？”吃饭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她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不该你问的，别问。”
我碰了一鼻子灰。
但我没放弃。我开始留意新闻，留意网上那些陈年旧案的帖子。我想，万一呢？万一让我找到了那个天杀的凶手呢？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又焦灼的气氛中，一天天过去。
她念的日记，已经到了两千零三年。她离开了那个让她伤心的城市，提前办理了退休，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
她开始念一些别的东西。
是一些信。
“亲爱的儿子：”
“妈妈又来看你了。今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你冰冷的墓碑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是热的。你以前总说，妈妈做的排骨，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你快起来，再吃一口啊……”
“……那个凶手，还没有找到。警察说，希望渺茫。我不信！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我要问问他，他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他怎么能，怎么敢！”
这些信，她没有寄出去。只是写了，然后，念给我听。
每一封，都是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上。
我发现，她的人，越来越瘦，精神也越来越差。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会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真的很怕，她会垮掉。
转机，发生在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
那天我儿子张强，从省城回来了。他公司在这边有个项目，他顺道回家看看。
我当然很高兴，提前去市场买了他最爱吃的菜。李兰也帮着忙活，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张强三十五了，在一家建筑公司当项目经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就是太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他一边换鞋，一边问。
“好着呢！吃得好，睡得好！”我乐呵呵地说。
“这位是？”张强看到了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李兰，愣了一下。
“哦，这是李老师，李兰。我们……搭伙过日子。”我介绍道。
“李老师好。”张强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李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回忆什么。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又转身回了厨房。
“爸，你行啊。找了个这么有气质的。”张强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得意地笑了笑。
饭桌上，气氛还算融洽。我跟儿子聊着家常，李兰偶尔也插一两句话。
我给张强夹了块红烧肉，“尝尝，你李阿姨的手艺。比你妈当年做的都好。”
张强笑了笑，把肉放进嘴里。
就在这时，李兰突然开口了。
“小强，你在省城，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建筑的，阿姨。”张强答道。
“哦，建筑。那很辛苦吧？”
“还行，习惯了。”
他们一问一答，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我的心，却莫名地提了起来。
我总觉得，李兰看我儿子的眼神，不对劲。
晚饭后，张强公司有事，先走了。
我送他到门口。
“爸，那李阿姨人不错，就是感觉……有点冷。”张强说。
“她……有点故事。”我含糊地说。
送走儿子，我回到屋里。李兰正在收拾桌子。
那天晚上，九点，我们照常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她拿出了那个笔记本。
我以为，她会继续念那些没有寄出去的信。
但是，她没有。
她翻到了新的一页，上面是空白的。
她拿出了一支笔。
昏黄的灯光下，她看着我，一字一顿地开口。
“张卫国，今天，我不念了。我问，你答。”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们……约定里，没有这个。”我艰难地说。
“约定，是我定的。现在，我改了。”她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也可以不回答。但是，你今天，必须听我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那双深潭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十点左右，省城大学城附近，北环路和学院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男人。肇事车辆，当场逃逸。张卫国，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黑色的……桑塔纳2000？
我家里，曾经有过一辆。
是张强上大学的时候，我托关系给他买的二手车。
我的嘴唇开始发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兰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凄厉的笑。
“看来，你想起来了。”
“那辆车，车牌号是‘江A·K8421’。是个假牌照，对吗？因为那辆车，根本就是一辆没手续的黑车！”
“那个被撞倒的年轻人，我的儿子，当场没有死。他在冰冷的地上，躺了半个小时。路过的车，没有一辆停下来。直到半个小时后，才有一个清洁工发现了他，报了警。送到医院，已经晚了。失血过多。”
“而那个开车的凶手呢？他回家了。他害怕，他恐惧，他把车藏了起来，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以为，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他那幸福美满的生活！”
“张卫国！”她猛地提高了声音，那声音，像杜鹃啼血，“你敢说，你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吗？！”
我感觉，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那一天……那个晚上……
我记起来了。
张强半夜三更，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爸……我……我好像撞人了……”
“什么？！”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我喝酒了……爸……我不知道……那个人……好像不动了……我害怕……”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让我儿子，毁了。
他是我们老张家，唯一的希望。
“你现在在哪儿？”我压着声音问。
“我在宿舍……”
“车呢？”
“我……我停在学校后面的巷子里了……”
“听着！”我对着电话，一字一顿，“这件事，谁也别说！从现在开始，你没有开过车，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辆车，也跟你没关系！天一亮，我就过去！把那辆破车，处理掉！”
第二天，我请了假，连夜坐火车去了省城。
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我找到了那辆桑塔纳。车头，有一个明显的凹陷。
我找了几个道上的朋友，花了一大笔钱。他们把车，解体了，扔进了炼钢炉。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我以为，我保护了我的儿子。
我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悲伤和仇恨而扭曲了面容的女人，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
“你……你怎么……知道的……”我艰涩地开口。
“我怎么知道的？”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找了十五年！十五年！我卖了房子，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像个疯子一样，查遍了那附近所有的监控，问遍了所有可能看到那辆车的人！”
“终于，让我在一个修车铺老板那里，找到了线索！他说，那天深夜，有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来买过一块车头灯的玻璃！他还记得，那个年轻人，学生模样，手上，戴着一个银色的，刻着‘强’字的戒指！”
“我儿子，在大学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那是他们篮球队，拿了冠军，我亲手给他们定制的！上面刻着每个队员的名字！”
“我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我儿子的篮球队友！我问他们，谁还有那么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他们告诉我，是张强！你的儿子，张强！”
“我找到张强的照片！我拿着照片，又去找那个修车铺老板！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他！”
“张卫国！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她把一本相册，狠狠地摔在我的面前。
相册散开了，一张张照片，散落一地。
照片上，是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是她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的儿子。他们穿着一样的球衣，勾肩搭背，笑得阳光灿烂。
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我瘫在沙发上，像一滩烂泥。
原来，她从一开始，就知道。
她找到我，不是偶然。
她住进我的家，不是为了搭伙。
她每天晚上，念那些日记，那些信，不是为了舔舐伤口。
她是在对我，进行一场，漫长的、残忍的审判！
她要我，亲耳听着，她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日日夜夜的煎熬！
她要我，感同身受！
她要我，在这场无声的酷刑中，良心溃烂，灵魂腐朽！
“你……想要什么……”我闭上眼睛，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我想要什么？”她凄厉地笑着，“我想要我儿子活过来！你赔得起吗？！”
“我……我……”
“我不要钱，不要房。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她一字一顿，像是在念一句最终的判词，“我要你，亲手，把你的儿子，送进警察局。”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墙上的石英钟，“咔哒，咔哒”，走得那么刺耳。
我看着这个被仇恨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女人，又想到了我那前途光明、家庭美满的儿子。
我的心，被撕成了两半。
“给我……一点时间……”我哀求道。
“时间？”她冷笑，“我给了你十五年！够不够？”
她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淬了冰的刀。
“张卫国，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如果你做不到，我会把所有的证据，交给警察。到时候，你的儿子，罪加一等。而你，就是包庇犯。”
“到时候，我们，鱼死网破。”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像一声丧钟，敲在我的心头。
那三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我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也没有睡觉。我就那么枯坐着，从白天，到黑夜。
李兰也没有出过房间。
我们这个家，成了一座坟墓。埋葬了两个人，一个叫良心，一个叫仇恨。
第三天，我给张强打了个电话。
“儿子，你回来一趟。马上。”
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张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没有多问，只说了一句：“好，我马上订票。”
他到家的时候，是晚上。
一进门，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形如枯槁的我，和站在我对面，眼神冰冷的李兰。
“爸？李阿姨？这是……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他。
我只是站起身，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爸！你这是干什么！”张强大惊失色，赶紧来扶我。
我推开他。
我这个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的老钳工，这个把“尊严”二字看得比命都重的老男人，对着自己的儿子，磕了一个响头。
“儿子，”我抬起头，老泪纵横，“爸……对不起你……”
然后，我把一切，都说了。
张强呆呆地听着，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
他的嘴唇哆嗦着，看着我，又看看李兰。
“李……李阿姨……陈默他……”
“他是我儿子。”李兰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张强的身体，晃了一下，靠在了墙上。
“我……我不是故意的……”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的哭腔，“那天……我喝多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回去之后，第二天，我还去找过他……可是……可是他们说……他已经……”
他泣不成声，蹲了下去，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对不起……对不起……李阿姨……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陈默……”
李兰看着他，那双充满了仇恨的眼睛里，第一次，流下了两行清泪。
她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走上前。
然后，她伸出手，放在了张强颤抖的肩膀上。
“太晚了……”
她说完这三个字，转身，走出了这个家门。
她走得决绝，没有回头。
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只拎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木盒子。
那个盒子里，装着一个母亲，十五年的血和泪。
后来，张强去自首了。
因为时隔太久，加上是自首，又有积极的赔偿意愿。最终，他被判了三年，缓刑四年。
他丢了工作，他的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我们家，散了。
我卖掉了那套我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把钱，都给了张强的前妻和孙子。
我一个人，租了个小房子，继续过我的日子。
我再也没有见过李兰。
我托人打听过她。他们说，她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在一个寺庙里，当了义工。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坐在沙发上，幻想着，墙上的钟，走到九点。
然后，一个瘦削的、背脊挺得笔直的女人，会从房间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打开一个笔记本，用那不疾不徐的声音，念着：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晴。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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