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提起三姓家奴，大家第一个或者说唯一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吕布，不过之前我写的文章曾经分析过，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确实有点冤枉他了，毕竟从这哥们的身份上看他是汉臣，而且他对汉室朝廷没有过背叛，哪怕吕布曾在出逃后试图联络汉献帝，表达“辅佐”之意，所以说吕布算是对得起自己汉臣的身份！
不过今天说的不是吕布，而是另外一个同样是三国时代的人，这哥们先后跟着刘璋、刘备、曹丕三个主公混过，换门庭的次数比吕布只多不少，却没几个人骂他反复无常。相反，他在哪个阵营都能混得风生水起：刘备待他如心腹，把相当于“省委秘书长”的治中从事职位给他、曹丕把他当座上宾，刚投降就封侯加侍中，允许同车出游，司马懿更是赞他“快士”，直言欣赏其才干。
这个人就是黄权。
有人说他是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也有人说他是真君子，乱世里的一股清流。为啥同样是换主公，吕布被钉在耻辱柱上，黄权却能成为各方争抢的香饽饽？咱们今天就扒一扒黄权这个人的生存门道。
黄权的仕途起点，是益州牧刘璋手下的主簿。他是土生土长的巴西阆中人，搁现在就是四川阆中人，出身益州本土士族，早年在郡里当小吏时就以“明察果决、敢言直谏”出名，后来被刘璋看中，提拔成了贴身机要秘书。主簿这官不大，但管的都是核心机密，能坐到这个位置，足以见得刘璋对他的信任。
东汉末年的益州，看着是天府之国、与世无争，实则早已是群雄觊觎的肥肉。北边曹操刚一统北方，东边孙权割据江东，南边刘备蹲在荆州虎视眈眈，刘璋性格优柔寡断，根本扛不住这波乱世洪流。建安十六年，别驾张松和军议校尉法正撺掇刘璋：“不如请刘备入川，帮咱们打张鲁，守住北大门。”
这话听着靠谱，黄权却当场急眼了，直言劝谏：“左将军刘备有骁勇的名声，您把他请来，要是当部下使唤，他肯定不满意；要是当贵宾招待，一国不容二君，到时候主人危如累卵，客人安如泰山。不如关闭边境，等天下局势明朗再说。” 这番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把“引狼入室”的风险扒得明明白白——黄权太懂刘备的枭雄本质，也太清楚刘璋的软弱无能，这一步走错，益州就没了。
可刘璋被张松、法正忽悠得晕头转向，不仅不听劝，还觉得黄权在挑拨离间，一怒之下把他贬到广汉当县长，直接赶出了成都的权力中心。这波操作，相当于把最清醒的人踢到了边缘，也为后来的益州易主埋下了伏笔。
果然，刘备入川后根本没心思打张鲁，反而到处收买人心，屯兵葭萌关迟迟不进兵。建安十七年，刘备终于露出獠牙，调转枪头打向刘璋，益州各郡县的官吏见风使舵，纷纷开城投降——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没人愿意跟着刘璋送死。可唯独黄权，守着广汉县城死活不降。手下人劝他：“老刘都快打到成都了，刘璋自身难保，你还守着这破县城干啥？赶紧投降，好歹能保住官爵。”
黄权就一句话：“我是刘璋的官，就得守刘璋的土。主公没发话，我就不能降。” 他这一守，就守到了建安十九年夏天。直到成都城破，刘璋亲手捧着印绶投降刘备的消息传到广汉，黄权才打开城门，去拜见新主公。
晋朝大臣徐众后来评价这事：“黄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 这话点得极准——黄权的坚守，从来不是愚忠，而是对“臣道”的坚守：劝谏是我的职责，坚守是我的本分，直到主公亲自放弃，这份责任才算终结。他不像其他官吏那样见风使舵，也不像王累那样以死相谏，而是用最务实的方式，尽完了对刘璋的最后一份责任。这种“宁当边缘人，不做墙头草”的态度，恰恰成了他后来被刘备赏识的关键。
刘备是个聪明人，他看透了黄权的心思——这人不是叛逆，而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忠臣。所以不仅没怪罪他坚守广汉的事，反而亲自派人请他出山，任命为偏将军，直接纳入核心团队。而黄权也没辜负这份信任，用实打实的谋略，从一个“刘璋旧部”变成了刘备倚重的“谋主”。
刘备拿下益州后，最大的心病就是汉中。汉中是益州的北大门，相当于家里的防盗门，曹操要是占了汉中，就等于把刀架在了刘备的脖子上。可当时曹操刚击败张鲁，张鲁逃往巴中，汉中局势一片混乱，蜀汉大臣们大多拿不定主意：打吧，怕不是曹操的对手，不打吧，门户大开睡不着觉。
又是黄权站出来，一句话点醒所有人：“要是丢了汉中，三巴之地（巴郡、巴东、巴西）就保不住了，这就等于割掉了蜀国的胳膊大腿。” 这话糙理不糙，汉中一丢，成都就直接暴露在曹操的兵锋之下，到时候别说争霸天下，能不能保住家底都是个问题。刘备一听，立马拍板：打！
随后，刘备任命黄权为护军，率领诸将前往迎接张鲁，想抢在曹操之前把张鲁拉到自己阵营，可惜张鲁最后还是投降了曹操。但这并不影响黄权的战略价值——后来刘备击败杜濩、朴胡等巴人首领，斩杀夏侯渊，最终占据汉中，这一系列胜利的背后，都是黄权最早的谋划。陈寿在《三国志》里明明白白写着：“然卒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皆权本谋也。” 很多人以为定军山之战是法正的功劳，其实真正的总策划师，是黄权。
凭借这份奇功，黄权彻底站稳了脚跟。刘备自称汉中王后，直接提拔他为治中从事——这个职位相当于益州牧的首席幕僚兼秘书长，军政大事都得经过他的手，而且这是蜀汉政权第一个由本土士族担任的最高行政文官职位，足见刘备对他的信任。
可这份信任，在刘备称帝后，却迎来了一次致命的考验。章武元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铁了心要打孙权，夺回荆州。蜀汉内部争议极大，赵云带头反对：“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先打曹魏，孙权自然就服了。” 诸葛亮也叹气劝阻，可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黄权也反对，但他没硬怼，而是提了个极其务实的“风险对冲”方案：“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 意思是：老板，东吴人水战太猛，顺流而下的仗，进去容易出来难。不如我带先锋部队去探路，试试吴军的虚实，您带着主力在后方坐镇，别轻易梭哈。
这方案有多牛掰？要是黄权打赢了，大军直接压上，要是打输了，损失的只是几千前锋，主力毫发无损，刘备还能从容撤退。从上帝视角看，这简直是破解陆逊“诱敌深入”战术的唯一解——只要刘备不全军压上，陆逊那把火就算烧起来，也烧不到蜀汉的根基。
可当时的刘备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觉得黄权这是怂，灭自己威风，不仅没采纳建议，还做了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任命黄权为镇南将军，让他带着江北的军队防备魏军偷袭，把他调离了正面战场。说难听点，这就是把最好的参谋长打发去看大门，让他在这场决定国运的大战里彻底打酱油。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部署背后还暗含着对黄权的政治试探——毕竟黄权早年反对刘备入蜀，他的忠诚度始终被蜀汉高层悄悄关注。刘备既想利用他的军事才能防备曹魏，又不想让他在正面战场掌握太多话语权，可他没想到，这个看似“稳妥”的安排，最后却把黄权推向了万丈深渊。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陆逊一把火，烧了刘备的七百里连营，蜀军主力溃不成军，刘备仓皇逃回白帝城，差点连老命都丢了。而黄权的江北军，成了彻底的孤军——吴军顺流而下，把长江水路堵得严严实实，北有曹魏大军虎视眈眈，南有吴军追兵，退路被完全切断，想回蜀地，比登天还难。
一队无法回家的士兵面前，江北大营统帅黄权拔出佩剑，剑锋却没有指向敌人，而是对准了麾下数万将士的前途命运。他面前只有三条路，每一条都关乎生死、关乎名节：
第一条路，战死。带着军队跟魏军或吴军硬拼，最后全军覆没。这路子最壮烈，也最傻——江南主力已经败了，江北军孤立无援，再怎么拼也改变不了战局，无非是多死几万人，毫无意义。
第二条路，投降孙权。这是黄权最不能接受的选择。孙权是蜀汉的死敌，杀了关羽，败了刘备，自己作为蜀汉将领，投降仇敌，不仅对不起刘备的知遇之恩，更是对气节的践踏。黄权部下曾建议南投孙吴，被他正色拒绝：“吾获罪于吴，不可往。”
第三条路，投降曹魏。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无奈的选择。黄权召集将士们，坦诚地说：“我深受刘主厚恩，本想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投降东吴是绝路，战死则会让数万将士白白牺牲。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我只能选择降魏。如果你们不愿意，可以自行离开，我绝不强求。” 他的投降，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偷生——要是想跑，他完全可以丢下军队，带着几个心腹，凭着对蜀地地形的熟悉，乔装打扮逃回四川。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身后跟着一万多名士兵，还有两三万将士家眷，一旦队伍散了，这些人要么被吴军追杀，要么被曹魏坑杀（当年曹操官渡之战后就坑杀了七万袁军俘虏），后果不堪设想。
对麾下将士来说，投降曹魏至少能保住性命、对刘备来说，投降第三方而非死敌东吴，也给蜀汉留了体面，对黄权自己来说，这是唯一能兼顾责任与气节的活路。
消息传到蜀国，有关部门的官员立马跳出来，说黄权叛国，应该把他的家人抓起来治罪。可刘备听完，只说了一句话：“孤负黄权，黄权不负孤也。” 这话分量极重，作为君主，他没有责怪投降的臣子，反而反思自己的决策失误——要是当初听了黄权的建议，何至于此？
刘备不仅没抓黄权的家人，反而跟以前一样善待他们，给他们丰厚的俸禄和赏赐。有人担心：“黄权降魏后会帮曹魏打蜀汉，咱们危险了。” 刘备却摇了摇头：“黄权是忠义之人，他绝不会背叛我。” 事实也证明了刘备的判断——黄权在曹魏官至极品，却终身没给魏国献过一条攻打蜀汉的计策。这一对君臣，用最遗憾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和解。
黄权率部投降曹魏的消息传到洛阳，魏文帝曹丕高兴坏了，他早就听说黄权是个人才，特意亲自召见，还故意设了个坑试探他：“你舍弃叛逆，归顺我大魏，是不是想效仿陈平、韩信，辅佐我成就霸业啊？”
这话里的门道极深：陈平、韩信都是弃暗投明、辅佐刘邦成就大业的名将，曹丕表面是夸奖，实则是试探黄权是否真心归顺，会不会为了讨好新主而贬低旧主。黄权要是顺着话头说“是”，就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要是说“不是”，又可能得罪曹丕。
可黄权的回答，不卑不亢，坦诚得让人佩服：“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意思是：我受刘备厚恩，投降东吴不行，回蜀无路，才来归顺您。我就是个败军之将，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哪敢跟陈平、韩信相提并论？
这番话既表达了对刘备的感恩之情，又没得罪曹丕，还守住了自己的气节。曹丕听完，对他更是欣赏，当场任命他为镇南将军（从二品），封育阳侯，加侍中，还允许他“使之陪乘”——这种和皇帝同车出游的待遇，别说降将了，就是曹魏的老臣，也没几个人能享受到。后来曹丕还给他加了个“益州刺史”的虚衔，既是对他的安抚，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你看，我把你老家的地盘都交给你“管辖”了，对你够信任吧？
但黄权心里清楚，曹魏的信任是表面的，尤其是经历了吉本、魏讽两次叛乱后，曹魏对荆州、益州背景的降将格外提防。建安二十三年，太医令吉本联合耿纪等人谋反，想挟制天子投奔刘备，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又联络一批荆州人士谋划袭击曹丕，牵连数千人被杀，连王粲的儿子都没能幸免。黄权作为刘备的旧将，妻儿还在蜀汉，自然是曹魏重点提防的对象。
所以他在曹魏的日子，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低调的作风：从不参与党争，从不妄议朝政，更不刻意讨好曹丕和其他大臣。刘备去世的消息传到曹魏时，满朝文武都拍手称快，只有黄权一脸肃穆，没有半点喜悦。曹丕想试探他，故意派使者接连催促他入朝，使者一波接一波，跟催命似的，黄权的手下都吓坏了，以为曹丕要收拾他，可黄权该干啥干啥，神色自若。这份镇定，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源于他对自己的自信——他没做错任何事，没必要心虚。
更难得的是，黄权在曹魏从不避讳自己对蜀汉旧主的感念。司马懿曾问他：“蜀中有卿辈几人？” 黄权笑着回答：“没想到您这么看重我。” 既没贬低蜀国，也没抬高自己，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还经常在曹魏朝堂上称赞诸葛亮，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蜀汉的栋梁之才”，这些话传到曹丕耳朵里，有人劝曹丕：“黄权念念不忘蜀汉，不可信任。” 可曹丕却摇了摇头：“黄权是个忠臣，他虽然归顺了我大魏，但心里仍然惦记着旧主，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黄权在曹魏也不是只吃闲饭，而是真的能发挥作用。黄初五年，曹丕南征广陵，命黄权与曹休、夏侯尚组建“楼船军”，黄权提出“宜先取江陵，断吴东西之势”的战略，可惜曹丕急于决战没采纳，最后无功而返。后来有人提议贸然西征蜀汉，黄权坚决反对：“蜀中虽小，地形险固，亮虽亡，蒋琬、费祎继之，未可轻也。” 这话阻止了魏国的冒险行动，也让他凭借这份远见升任车骑将军（正二品），仪同三司——相当于享受三公级别的待遇，妥妥的“副国级”高官。景初元年，辽东公孙渊叛魏，黄权还参与制定了海陆并进的平叛策略，为曹魏稳定边疆出了力。
景初三年，魏明帝曹叡下旨，把黄权这个“降将”直接提拔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事儿在洛阳官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些跟着曹操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之后都不服气：凭什么一个外来的和尚，能爬到我们头上去？可没人能反驳，因为黄权的地位，是靠自己的人品、谋略和谨慎一步步挣来的。他在曹魏混了十八年，从降将做到顶级高官，始终没出过任何差错，成了乱世中极其罕见的“零差评”高管。
黄权的可贵，不仅在于他自己的处世原则，更在于他把这份“尽责”的家风，传给了下一代。他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蜀汉，一个随他降魏，虽然效忠不同政权，却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黄家的气节。
随他降魏的儿子叫黄邕，在曹魏承袭了育阳侯的爵位，史书上记载他“无后”，一生低调行事，没参与任何政治纷争，安安稳稳地守住了父亲留下的爵位和名声。
留在蜀汉的儿子叫黄崇，官至尚书郎。邓艾伐蜀的时候，黄崇跟着诸葛瞻守绵竹。他继承了父亲的战略眼光，多次劝诸葛瞻：“赶紧占据险要地形，扼守山口，别让邓艾的军队进入平原。” 可诸葛瞻犹豫不决，错失了最佳战机。黄崇知道大势已去，痛哭流涕地对部下说：“我等今日，唯有以死报国！” 然后带着士兵冲向邓艾的大军，力战而亡。
黄崇的死，跟黄权的选择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一脉相承。黄权为了保住数万将士的性命，选择投降，黄崇为了保卫蜀汉，选择战死。他们都没有被“忠义”的虚名绑架，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职责负责。这一家两代人，分别效忠不同政权，却都赢得了后人的尊重，正是三国分裂时期士人命运的缩影——乱世之中，忠诚与生存往往需要艰难平衡，但“尽责”二字，永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更让人感动的是，刘备对黄权的信任，也得到了跨越两代的回报。黄权降魏后，有人传言蜀汉已经诛杀了他的家人，黄权压根不信：“我跟刘备相知多年，他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证明果然是谣言。刘备病逝后，诸葛亮继续善待黄权的家人，直到蜀汉灭亡。而黄权在曹魏，始终没说过蜀汉一句坏话，没献过一条伐蜀的计策，用沉默坚守着对旧主的感念。
黄权去世后，被曹魏追谥为“景侯”，而蜀汉这边，刘禅后来还亲自为他立祠，谥号“忠侯”——整个蜀汉，得“忠”字谥号的，仅此一人。这种被两个敌对政权同时认可的情况，在三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后世学者对黄权的评价也极高：陈寿在《三国志》里称他“弘雅思量”，赞他气量宏大、有谋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专门为他单开一段评语，说他“虽仕魏，然心常在汉，终身不称魏正朔”，宋朝学者郭允蹈更是惋惜地说：“当初关羽攻打襄阳之时，只要张飞或者黄权其中一人能够为他镇守后方，就一定可以撼动中原，而没有后顾之忧。”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黄权、严颜等人“在智谋有亏，算不上智慧，在忠诚上有亏，算不上忠贞”。但这种评价，显然是用“从一而终”的愚忠标准来衡量的，忽略了乱世的复杂性。黄权的选择，不是背叛，而是在绝境中兼顾责任与气节的最优解——他对每个主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对麾下将士尽到了保护的责任，对自己的良心尽到了坚守的责任。
对比同时代另一个“多易其主”的谋士贾诩，黄权的境界更是高出一截。贾诩换老板的频率比黄权还高，从董卓到李傕、郭汜，再到张绣、曹操，最后善终，但他的生存哲学是“自保为先”，为了活命不惜出“毒计”，让长安百姓遭了大难；而黄权的“跳槽”，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在旧主无力回天、自己陷入绝境时的无奈选择，每一次都带着对他人的责任。贾诩被称为“毒士”，而黄权被称为“快士”，一字之差，境界天壤之别。
说了这么多，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为啥黄权换了三个主公，却没人骂他三姓家奴，反而走到哪都受重用？答案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负责。
他对刘璋负责，所以劝谏到底，坚守到最后一刻，他对刘备负责，所以献奇策取汉中，危难时挺身而出，即便投降也不投死敌，他对曹丕负责，所以在曹魏恪尽职守，不党不私，贡献谋略、他对麾下将士负责，所以宁肯背负“投降”的骂名，也要保住数万条性命，他对家人负责，所以以身作则，传承家风，让儿子们都成为有气节的人。
反观吕布，他换主公是为了赤兔马、貂蝉、权势，从来没对任何人负责过，只对自己负责。这就是黄权和吕布的本质区别——乱世里，有能力的人太多了，郭嘉、贾诩、庞统、法正，哪个不是绝顶聪明？但有能力又靠谱的人，太少了。
老板们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手下人有二心，怕的是关键时刻掉链子。黄权这样的人，或许不是最能打、最能谋的，但他一定是最靠谱的。把事交给他，放心，把兵交给他，安心。就像很多玩三国游戏的人，明明黄权的数值全面而平庸，技能也没啥亮眼的地方，却还是愿意把他放进中央兵团，跟着君主南征北战。为啥？因为有他在，就不用担心后院起火，不用担心临阵倒戈。这种信任感，不是靠武力和谋略换来的，是靠“负责”两个字，一点点攒下来的。
可以说黄权最大的标签就是“即使我的建议你不听，我也要认真完成你交代给我的工作。”不论是刘璋刘备还是曹丕，黄权一如既往。跟袁绍手下那群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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