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8日凌晨，浙南永康方岩的枪声划破山谷，38岁的刘英倒在血泊中。两天后，远在上海的一间简陋公寓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叫刘锡荣。这个孩子的人生，注定与父亲未竟的事业和父亲的生死知己谭启龙紧紧相连。
时间往前推回到1938年春节前夕。南昌一家照相馆里，几个刚从各自战区辗转而来的南方游击队骨干挤在镜头前，留下难得的合影。谭启龙站在右侧，身旁是一位右臂微微弯曲的年轻干部——刘英。彼时两人不过二十来岁，骨瘦、神锐，衣服洗得发白，但谈起接下来的敌后斗争，脸上都是掩不住的兴奋。照片洗出来后，谭启龙小心翼翼地塞进随身布包，他没有想到，这会是与刘英唯一的影像见证。
1939年春，东南局情势骤紧。谭启龙刚与严永洁成婚，战事却迫使新娘背井离乡。到了丽水，严永洁与王仪合租斗室，简陋得只容得下一张窄床。分娩那晚，她高烧不退。听闻消息的刘英与妻子丁魁梅连夜徒步近百里，送来纱布和红汞。刘英一句“战场再凶险，也不能让同志孤身吃苦”，让产房里的人都红了眼眶。
皖南事变后，浙闽赣敌情骤变。刘英受命兼管三省斗争，谭启龙则辗转上海，组织四省联络网。两人靠密电保持联系，彼此通报敌情与部队动向。粟裕每次看他们的电文都会说：“老谭、老刘是把战线当琴弦在拉。”谁料这根弦很快被枪火撕断。
1942年2月，刘英在温州遭诱捕。噩耗传来，谭启龙紧急向华中局和粟裕报告，同时安排丁魁梅秘密进沪避险。上海的地下交通站里，谭启龙夫妇为产期将至的丁魁梅张罗棉被、鸡蛋，“孩子安生，前方兄弟才能放心。”他这样宽慰。三个月后，新生的刘锡荣在特务叫嚣声中喝下第一口米汤。
刘英牺牲的真相被严格封锁，丁魁梅仍期待丈夫归来。直到1945年冬，粟裕指派专人护送刘家母子北上淮安，骨肉团聚的那一刻，噩耗才正式揭开。丁魁梅强忍悲恸，把全部心血倾注于革命岗位，孩子则在部队随军学校里长大。
1958年，浙江省委大院迎来了久别重逢。丁魁梅调任省妇联，刘锡荣也被安排在省农委。牵线人正是时任省委常务书记的谭启龙。逢年过节，两家必定相聚，杭州饭店小礼堂的老式放映机前，经常能见到谭启龙与刘家母子并排而坐。他总喜欢拍拍刘锡荣的肩，低声叮嘱：“别忘了，是谁把江山打下来的。”
“林彪事件”后，浙江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平反。谭启龙亲自审阅材料，为老战友家属澄清事实，一番斟酌后，他批下调令，让刘锡荣有了更开阔的施展舞台。那年，刘锡荣三十出头，新官上任不久便带队下乡，走遍浙西群山，暗访粮食统购政策落实情况。老农民开玩笑说：“小刘跟他爸一样，能耐心蹲在田埂上听咱说话。”
进入九十年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上日程。中纪委征调熟悉基层的干部，刘锡荣成了首批入驻者。案卷堆积如山，他常常熬到深夜。有人劝他悠着点，他笑答：“我就想着别给我爸丢人。”一句话，道出六十年家国牵绊。
2002年11月，北京初冬的夜风带着寒意。党的十六大闭幕那天，刘锡荣抽空来到驻地，看望已九十高龄的谭启龙。老人坐在轮椅上，精神却清亮。“小荣，你在纪委，手里拿着的是尺子，不是拐杖。”谭启龙语气不急不疾，“这根尺子量别人，更要先量自己。”刘锡荣端坐聆听，只答了一句：“请您放心。”
两人聊起往昔。谭启龙忆及当年从南昌赶往浙东，秘密转移途中折断的竹篙，笑言“现在动不得，腿也不肯撑竹了”。忽而又叮咛，“你今年六十一了，别拼狠了，身体要紧。”那一夜，时钟敲过十点，客房的灯光却一直亮着。
聚散无常。2003年6月24日，谭启龙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岁。讣告刊出那天，刘锡荣正在外地调研，一张电报飞来，他急忙赶往北京。灵堂前，他深深三鞠躬，轻声自语：“谭伯伯，纪检一线有我在，定不辱使命。”
后来，浙江一些老同志回忆这段跨越六十余年的情谊，总把那张1938年的照片捧在手里反复摩挲：一个倔强的左手写字者，一个爽朗的江南汉子，命运在烽火里交汇，又在共和国的晨曦中延续；前者把生命定格在花样年华，后者把时间熬成银发，守着那句“党的江山不容易”。有人感慨，战火硝烟终究远去，可承诺却能穿透岁月，就像当年南昌照相馆闪过的那道镁光，至今未曾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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