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著书，为何对汪东兴有微词？几次要求均遭阻拦
【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著书，为何对汪东兴有微词？几次要求均遭阻拦】
1978年10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气略带寒意，电话铃声划破静谧：“刘大姐，中央组织部想听听您的意见。”话音不长，却给刘英带来久违的希望。那一年，距离张闻天在无锡病逝已整整两年，骨灰仍寄放在江南潮湿的陵园，她心里始终悬着一根弦。
细究起来，刘英对汪东兴产生不满，并不是一瞬间的情绪，而是在1974—1979年间多次交涉受挫后，逐渐积累的。1974年5月，刘英以探亲名义抵京，第一件事便去军博大院拜访王震。王震劝她：“写份报告，回北京才方便治病。”当时张闻天常年支气管炎，肇庆湿热，病情反复。两口子听从建议，连夜起草申请。
信很快递到中南海，中办的电话却只回了短短一句：“现在去北京住不合适，可另择他处。”传话人正是中办主任汪东兴。有意思的是，刘英后来在回忆录里加了一句评语：“短短十几个字，像把门闩，哐当一下就把门关死了。”最终，两人转赴无锡。
时间进入1976年4月。张闻天病故。刘英悲恸之余，再次写信要求将骨灰迁京，同时申请参加首都的追悼活动。信件投出三封，石沉大海。9月，毛泽东逝世，她又寄出加急电报，仍无回音。直到叶剑英批示：“予以照顾”，刘英才得以北上瞻仰遗容。她在北京短暂停留，夜里同老战友陈宗瑛聊到此事，轻声叹息：“挡住的那只手，还是那位主任。”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外界气氛已有松动，但刘英提出的两个请求——迁骨灰、整理遗稿——又一次卡在中办。有人劝她再等等，她却回答：“等得起吗？他走得太早，我不能让他再受潮。”这种急切，只有同过风雨的人才能体会。
转折出现在1978年12月。陈云批示：“张闻天同志对党有大功，骨灰应迁回北京，文稿应整理出版。”汪东兴的坚持在高层共识面前显得孤立。很快，老干部局派车护送刘英赶赴无锡。她把骨灰盒紧紧揽在怀里，车过长江大桥时，不自觉地低声说了一句：“老张，咱们回家了。”陪同人员事后回忆，那一刻车厢里没人出声，只听见轮胎压过钢梁的嗡鸣。
1979年1月，八宝山骨灰堂为张闻天预留了安放位置。相关手续递交中办时，汪东兴未再作阻拦，却也未出面协调。承办人默默盖章，事情算是落定。同年3月，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单独召开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悼词由胡乔木、邓力群执笔。会上，胡乔木提到肇庆时期那一批研究社会主义民主的手稿，说：“若无人整理，将是损失。”会后不久，社科院成立文集编辑组，王震亲自点将，刘英把保存在王震家的箱子全部交出。
值得一提的是，整理初期遇到不少难题。张闻天在肇庆的文章大量引用俄文、英文原典，需要对照核实。编辑组里年纪最大的离休干部周启明回忆：“有的手稿字迹模糊，油墨渗透，一页就要辨认半天。”正是这批人，最终完成了四卷本《张闻天文集》。1993年第一卷面世，刘英翻到序言，眼眶发红，却没落泪。旁人问及原因，她淡淡答：“事情总算见了光，眼泪该留给更远的从前。”
关于刘英与汪东兴的梁子，外界众说纷纭。熟悉两人交往的人普遍认为，汪东兴当年主持中办，职责是“保安全、保稳定”，对所有涉及高层异动的申请都格外谨慎；而刘英心系丈夫，态度直接，两种立场横冲直撞，自然摩擦不断。遗憾的是，双方在公开场合从未就此问题对过话，留下的只是一封封无果而终的申请和几句日后回忆中的“微词”。
1986年春，刘英完成《张闻天同志在肇庆》一书初稿。她在序章写道：“纸上记录的，不止是历史，也是未竟之愿。”书稿递交出版机构时，已看不出当年一再碰壁的焦躁。朋友评价，她把个人恩怨压进了叙事背后，而将更多笔墨留给了张闻天的思想轨迹。
1992年底，刘英在北京医院病房里接受采访，记者问：“您如今对那段波折怎么看？”她思索片刻，说了一句：“重要的不是谁挡住了门，而是谁最终把门打开。”这句话后来被用作该采访的标题，亦成为人们理解她心境的一把钥匙。
张闻天和刘英的故事，到此似乎尘埃落定；对汪东兴的“微词”也停留在文字边角，没有再扩散成更大的争论。但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个人命运与政治波浪交错，每一次文件的批复、每一次电话的长音，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走向。刘英坚持多年，终让张闻天的名字得到应有的位置，也让后人得以走近那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遗产。
今天在八宝山，张闻天的骨灰盒静静安放。再往前走几步，便是他的战友与师友。石碑上刻的生卒年月与简单职务，掩不住他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分量。与他比肩长眠的，还有那个默默奔波、为夫申冤十余载的刘英的深情与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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