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的成都，雨丝不断。刚刚参加完广西区党委召开的原红七军老战士座谈会，韦杰正收拾文件，一位中年女子推门而入，轻声道：“韦将军，我是李应芬。”这句话，让屋里几位警卫齐刷刷站住——她就是李明瑞烈士的女儿。
她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父亲的安葬地点。韦杰把她让到桌旁，递上一杯热茶。短暂寒暄后，李应芬直截了当：“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您跟了他那么久，请告诉我实情。”韦杰沉思片刻，拉开抽屉，取出那份刚印好的《座谈纪要》，上面写着八个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资料递过去，又补充一句：“记忆里，他永远走在最前头。”
镜头拉回1978年。那年广西开会，李明瑞的夫人罗昭仪在会场外偶遇韦杰。韦杰随口提到：李明瑞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夫人愣住，她从未听丈夫说起这件事——李明瑞牺牲时，她只知道自己是烈士遗孀，却不知丈夫在党内曾肩负如此要职。
那段被尘封的经历，要追到1929年12月11日的百色。清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并肩骑马，率部进入右江河谷。百色起义就此打响，红七军宣告诞生。当天，15岁的韦杰扛着木柄步枪，偷偷跟进队伍。他后来回忆：“总指挥李明瑞，骑马冲最前，遇到塌方，干脆翻身下马扛炮。”
李明瑞原是国民党少将。倒桂、北伐、南宁整编，他见识过蒋介石、李宗仁的手腕，也目睹同僚沉浮。邓小平对他评价颇高：“明瑞脑子灵，懂兵，会打，也敢打。”事实上，邓小平在广西工作时，最费心的是争取这位旧军官。一次夜谈，李明瑞突然说：“我想跟你们共产党干。”邓小平端起茶碗，笑得很淡：“那就别犹豫。”
短短三个月，李明瑞把自己熟悉的三千余人带到红七军。很多老兵直呼“李总指挥”，他却坚持自己也是“新兵”。红七军北上江西途中，冬雨连绵。过红河时，黄超看到李明瑞裤腿补了三次，震惊得直挠头：“堂堂师长，衣服比我还破。”
李明瑞的“破裤子”背后，是一桩不那么为人知晓的小事。1925年冬，部队驻钦州，他路过一间酒楼，目睹12岁童工黄敏被老板抽鞭。李明瑞当即掏出500元大洋赎人，将女孩带回公馆，改名“李美容”，安排老师授课。四年后，他亲自做媒，把李美容许配给连长廖云辉。若干年后，黄敏（李美容）带着六个孩子，在四川工人新村和丈夫过平淡日子。1983年，她听说李明瑞女儿四处寻父，又赶往成都，拉着李应芬的手反复说：“你父亲救我一命。”
寻亲的笔记本上，李应芬写下这一幕。接着，她又去拜访了黄松坚、覃士冕、黄超等红七军老兵，得到的评语惊人一致——“能吃苦，不摆架子，冲锋在前。”有人嘀咕：“他当初要是留在国民党，省主席都轮得到。”李明瑞回答得干脆：“跟蒋介石分赃？不值。”
李明瑞最终于1931年在江西被捕，随后英勇就义。因战火匆忙，掩埋位置仅留模糊方位。1945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正式追认李明瑞为革命烈士。到1978年自治区大庆，邓小平委托韦国清、卓琳接见李家母女，还特别提到：“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肯吃苦，指挥打仗总在前。”
1983年那次谈话里，韦杰把当年的埋骨方位交待得一清二楚：吉安东郊，距庐陵老城约七里。一把折尺，一张老地图，李应芬收得郑重。她起身告辞，韦杰忽然想起什么，补充一句：“真要细查，还得去问小平同志。”
1986年春节，邓小平在桂林休假。夜泊漓江竹筏，他随口跟自治区领导聊起旧事：“红七军北上时，我们俩从不骑马。”随后他反复强调：“李明瑞，是能打硬仗的人。”同年11月，李明瑞九十诞辰前夕，李应芬写成纪念文章，邓小平亲批刊发，并为家乡新建的“明瑞中学”题写校名。
1999年，《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其中一段记载他们的战友情：“邓小平最信任李明瑞。”文字不长，却让许多读者第一次读到这位烈士的名字。多年奔波，李应芬虽未亲见父亲遗骨，却已拼凑出完整的身影——战场冲锋、树下赎人、补丁裤、夜谈入党，这些片段在史料中存在，也在老兵口中发亮。
后来，有关部门在吉安启动烈士墓地普查，档案编号为“一三三七号”的无名墓引起注意。勘验人员发现方位与韦杰手稿吻合，墓碑缺字，但年代相符。根据程序，需进一步比对DNA。然而，李家人决定顺其自然，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整理父亲留下的电文、行军日记和口述材料中，希望将来能编一部系统的《李明瑞文集》。历史常常如此：有些人，身后事未必圆满，精神却早已落在纸上，落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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