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凌晨，北京西郊的天空仍有探照灯划过，警报声偶尔回荡。江腾蛟独坐在一台短波收音机旁，指尖僵硬，脸色灰白。九一三事件让林彪流亡未果，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押错了注——这一天，成为他命运的分水岭。

回顾十几年前，同样是深夜，1955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江腾蛟捧着刚授予的少将军衔证书，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那时的他三十六岁，战场旧伤尚未痊愈，却得意地断言自己还有大把前途。谁也想不到，短短十多年，他会被剥夺穿军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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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腾蛟的起点并不低。1930年，他在湖北松滋参加红军，只有十一岁。十八岁那年，他领到一枚鲜红的党证。抗日烽火中，他头部负伤，仍领人夜袭敌碉堡，硬是将日军火力点炸毁。因为敢打敢拼，四野151师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在1949年落到他头上，许多老兵服气。

问题随功劳一同增长。部队里议论他“能打仗，也爱扎堆”。喝酒时，江腾蛟常说“有朋友才有路子”，口气里透着小聪明。战时人们顾不上深究，可进入和平建设期，这种处事方式逐渐显形。

1966年夏天，他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南京酷热，他却乐此不疲地在空调办公室里接待各路“座上宾”。吴法宪视察，一桌八菜四汤，连少见的江南鲥鱼都端上来，巴结得过了头。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见状，当面指出“政委不抓训练是不务正业”。这句批评成了两人决裂的导火索。

之后两年，江腾蛟借着群众组织的名义，以各种理由“揭发聂凤智历史问题”。1968年，聂凤智被迫离任。许多知情者摇头：这不是斗争，是报复。江腾蛟却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上书中央自荐，还暗中向林彪写了效忠信，讲的是“绝对忠诚，愿随时听令”。

毛泽东很快洞悉这股暗流。1968年10月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老人家丢下一句话：“此人不可重用。”当天文件下达到南京，江腾蛟被免职接受审查。职位丢了，他心中积起阴霾，更深地陷入林彪集团。

九一三事件后，审查组给他列出长长一卷纸：拉帮结派、诬陷同志、支持林彪篡党等。面对铁证，他无力辩解，只签下“情况属实”四字。1973年，他被开除党籍和军籍，成了“带罪人员”。

时间到了1980年冬。经中央批准，公检法联合专案组准备开庭。工作人员找到他的长子江新德，希望了解家属态度。对话只有短短几句——“法院会公平判决，你父亲的错误如何看？”“咎由自取，理应依法处理。”这番话后来在庭审记录中留下了一行旁注：家属立场坚定，无所保留。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宣判：江腾蛟犯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个数字远低于外界猜测，不得不说，组织考虑了他的战功与认罪态度。听到量刑，江腾蛟长出一口气，似乎一块石头落地；家属亦无言，只有轻轻相拥。

依规，江腾蛟被送往山西服刑。彼时他已年近花甲，旧伤复发，左腿时常隐隐作痛。狱中他坚持写检查，字迹歪斜却能看出自责。1983年，经体检确认患有严重胃疾和高血压，获准保外就医，随后与妻子李燕平在太原军区干休所安排的宿舍中安度晚年。组织甚至关照，给他们家再分一套小居所，夫妻与子女各得安顿。

外间不乏指指点点，但多数邻里只道他是位普通离休干部。傍晚散步时，他总爱驻足瞧一眼西山线条，似在回想过去的厮杀。偶尔路过电视间，屏幕里出现穿55式军装的将士，他会按住胸口，眼眶泛红。有人劝他想开些，他苦笑：“错都做了，哪敢奢求再披军装？”

李燕平看在眼里，悄悄去信有关部门。2009年初，九十岁的江腾蛟病危住进北京一家医院。批准文件在病榻旁送达：去世后可穿1955式将官常服。老人双手发抖，拉着老伴的手连声说“谢谢组织”。5月8日，他带着这身迟到的戎装走完最后一程。

葬礼极简，只请了亲友与几位同乡老兵。江新德在灵前默立，心里翻涌，却只对熟人淡淡点头。事后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的那句“咎由自取”，他摇头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父亲当年懂这个道理，却终究没做到。我替他把话说出来，也算给自己留个交代。”

江腾蛟的故事里，功与过像双股绳，缠缠绕绕。他的英勇与他的偏执同在，热血与私心并存。历史档案写下了落笔为据的定论，亲属的一句“咎由自取”则像一面镜子，提醒后来者：有才能并非护身符，方向一错，纵有赫赫战功，也可在瞬间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