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我中学毕业，由于当时没办法上大学，所以我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当了知青。但我不甘心一直当知青，也不甘心一直留在农村，于是在我当了两年多的知青后，在1974年12月初，当听到部队来征兵的消息后，我立马就去大队，找到民兵连长报了名。
由于我是返乡知青，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符合，再加上是中学毕业，所以报名、体检，一切都很顺利。记得出发去部队那天，我们县所有应征入伍的青年先到县武装部集中，然后在接兵首长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领取了服装和被子。
之后，在换好军装，进行简单的培训后，县武装部也给我们这三百多名新兵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在欢送仪式上，县领导和接兵首长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他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表达了肯定，也进行了鼓励。
虽然那天天很冷，是北风凛凛，但穿着新军装的我们，心却都是暖暖的。在举行完仪式后，我们就胸戴大红花，然后在县城父老乡亲的夹道欢送下，背着背包排着队，步行前往县火车站（大概三公里的路程）。
真是“汽笛声催家恋溃，车轮响报路行长”。绿皮火车刚驶出站（我们这批75年的兵坐的是绿皮火车，之前入伍的老兵们坐的都是闷罐车），离别的愁绪就萦绕到了我的心头。毕竟，我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而虽然有不舍，但我心里更多的是期待，我期待着部队，也期待着自己未来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能留在部队，让自己的人生可以不留遗憾。
就这样，在绿皮火车的轰鸣声中，拉开了我十二年军旅生涯的序幕。
到部队，经过新兵连两个月的训练后（之前每年的新兵训练都是三个月，但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这年是两个月），我被分到了二连二排六班。由于是中学毕业，再加上字写的比较好，在二班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2月，我就被任命为了连队文书。
在七十年代，连队文书的主要工作是：每周根据连里的训练计划来制定连队训练报表，制作好报表后，先给营部书记送一份，然后还要给连首长们（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各留一份。同时，由于文书一般都兼任着军械员，所以每到连队打靶时，还要参与分发子弹和做靶干的任务（当时我们连队条件差，靶干都是自己做的）。
同时在文书的任上，我颇受连长和指导员的器重。特别是指导员，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姓张，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兵，他特别看重我，给了我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帮助，为我以后能提干留在部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很感谢老指导员。
而当兵能不能提干，有时是真需要点运气。我当文书两年后，也就是1978年2月，当时由于一些原因，不少部队都开始扩编，我们连队也从原来的老一连扩编为新四连。连队一扩编，基层干部就大量缺失，于是又紧急从74、75年的班长里提了一批干（其中也包括我）。当时提干体检时，“传闻”我是提干当营部书记。
在提干体检过去一周后的一天早上，我们连队照例出早操。在列队时，连长点了我的名字，我立刻立正答到。接着，连长当着全连战士的面宣布了我被任命为一排排长的命令。记得当时听到命令后，我很疑惑为什么不是营部书记，竟然还傻乎乎的问了出口，“不是说是营部书记吗？”听到我的话，连长没好气的瞪了我一眼，然后说，“不许说话。”
自1978年2月我提干后，我又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九年，因此对于七十年代当兵，能不能提干的问题，我认为，实力和运气，两者是缺一不可。首先说实力，想要提干，首要条件就是要被连队列为提干人选，而能否成为提干人选，就要看你业务水平是否过硬，工作能力是否出众，文化程度是否较高。
但只有实力也是不行的，一个人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也要有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舞台来展示自己。而身体健康，年龄适当，所在单位干部缺编，连队领导中有人欣赏推荐等等，这都算是运气。
当然，除了这些，有时长相（五官颜值，身材高矮）、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我们同年兵中就有一个战友，他工作踏实勤奋，业务能力拔尖，还是初中毕业，很符合提干的条件。但因身材矮小（身高只有一米六）、皮肤黝黑被耽误了，最后没办法，只能转为志愿兵（当兵满五年没有退伍回家，到第六年就自动转为志愿兵）。
岁月荏苒，白驹过隙，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位战友的经历，还是替他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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