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春城疑案，竟牵出军统潜伏的 “隐形巨兽”（一）|军统|刘伯|尸体|春城|毒虫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之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响应号召，于12月9日率第74、第93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共4万余人起义，并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进入昆明，就此这座花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潘朔端成为第一任昆明市长，丁荣昌是第一任昆明公安局局长。

而这起军统潜伏大案就发生在1950年的九月。

当月8日清晨，杂工刘伯和往常一样来到昆明陶氏诊所打扫卫生、可让刘伯感到奇怪的是，此时总在诊所院子里打太极拳的老板陶执礼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出现，刘伯也没当回事，待到打扫好诊室又冲了开水，可依然没见陶执礼出现，疑惑之下的刘伯就穿过天井去敲内宅的门，敲了一阵儿却没有动静。刘伯怕出现意外，当下不假思索，抬腿把门踹开，定睛一看，只见陶执礼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叫了几声没有反应，伸手一试鼻息，已然断气了！

刘伯见多识广，当下立即退出诊所关上门，直奔附近西安路上的公安局第四分局报告，分局领导就让派出所的管段户籍警老梁和另一民警就骑着自行车与刘伯一起赶往诊所，两个警察进内宅看了看死者，又粗略查看了卧室、客堂、厨房，未发现异常迹象，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恰好隔壁有一个西医王大夫，警察就让刘伯把王大夫请来看看。

片刻，王医生过来了。查看了陶执礼的尸体，说这人基本上是喝酒过量引起心脏隐疾发作。这和老梁两人最初的判断一致，老梁在这种情况下，就让通知死者亲属。

之所以说亲属而不是家属，是因为陶执礼的妻子已于五年前亡故，二人两人婚后未生子女，妻子死后，陶执礼一直没有再娶，他是陶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上面有三个姐姐，都已成家各自生活，三个姐姐得知噩耗，马上拖儿带女过来奔丧。

户籍警老梁对陶执礼系急病猝死确信无疑，陶的三个姐姐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有人却提出了疑问，也就是最后一个来陶家奔丧的亲戚，死者的嫡亲大外甥，23岁的朱鸿烈。他是陶执礼的大姐陶执玉的大儿子，陶执玉比小弟陶执礼大整整十五岁。抗战胜利后次年，朱鸿烈在读高中时加入地下团组织，毕业后去昆明郊区参加游击队，不久入党。昆明解放后，朱鸿烈被安排到第二区税务局工作。

本来，陶家一应亲属对陶执礼的死因已无异议，但由于朱鸿烈不签字，又加上他的吃“公家饭”的，一时还无法下葬，朱鸿烈对此表示，他虽然不是学医的。但三年多地下工作造就了他凡事警惕的性格，他觉得即使这个仅仅比自己大十岁的舅舅，即便是如警方认为的那样是急病发作身亡，那也得有科学依据，不能光凭一个西医的目测就下定论。于是，朱鸿烈便出门给公安局打电话。

在此期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陶执礼，实际上，说起陶执礼，在昆明乃至云南省坊间百姓特别是女性市民对“陶执礼”这个名字可谓是大名鼎鼎知，提起他“陶郎中”，无不钦佩不已。

陶执礼出生于一个没落资本家家庭，1933年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报考中医专科学校，因为去晚了，学校已经不再招生，陶执礼只能回家，不料途中身上盘缠被扒手偷了，对于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的十六岁少年来说，其窘状可想而知，陶执礼忍不住在校门口痛哭失声。

恰在此时，正赶上上海名医丁甘英去学校办事，见状便上前询问，得知情况后对他表示，你如果想考只能明年了，不过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应该有隐疾，我现在给你写封信，你去浦东洋泾镇慈云观的应道长看看病，并在那里暂时住下，你无需担心，那个道长是我朋友。

于是，陶执礼拿着丁甘英的书信赶到慈云观找到应道长，应道长看完书信之后，就给陶执礼看病，诊断后认定是伤寒，当即开方抓药，命小道士一日两煎让陶执礼按时服药。几天之后，病情开始好转，陶执礼能下床活动了，就帮观里做些杂务，就这样，陶执礼就在慈云观住了下来，从杂务起步，开始了学医生涯。慈云观虽然不挂牌，但每月农历逢五之日前来问病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其中以女性居多。陶执礼这才知道，这位老道尤擅妇科。

在慈云观这一待，转眼就是两年，陶执礼在医术上终于小有所成。应道长对他说，医学之道浩如烟海，你所学到的不过是些许皮毛，但亦足以悬壶济世、自谋稻粱，你可返乡自开诊所了。那个西医诊所就不必去了。

陶执礼于是遵照师命，返回云南。从此，昆明就多了一位年轻的中医妇科郎中。凭着这两年里学得的医术，陶执礼能医治其他大夫应付不了的病症，几年下来陶执礼在当地坊间已是小有名气了。不过因为陶执礼属于“自学成才”，又加上年仅不过二十五岁，虽然名气响亮，当地中医界却并不认可，甚至连同业公会也没邀请他入会。但解放后，陶执礼的医术获得认可，很快就被同业公会吸收为会员。可谁也没有想到，入会仅仅过了十来天，陶执礼竟不明不白粹死家中！

由于朱鸿烈不认可陶执礼属于自然死亡，于是朱鸿烈就给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周映邦打电话，周映邦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属于科班出身的正牌刑警，1940年就开始在国民党警察局工作，主持侦破过多起刑案。

周映邦听完朱鸿烈的情况汇报之后，也觉得派出所对此事的处置“似显粗糙”，当即表示只要直系亲属提出书面申请，公安局可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检验。这事自然是朱鸿烈做主，中午，市公安局派出的法医带着助手赶到陶氏的诊所，后经解剖得出的结论是，死者的心脏和肾脏受到严重损害，这种损害只能是由于中毒引发。

法医表示，无论食物中毒还是砒霜或某种剧毒农药导致的中毒，都会造成胃部损伤，而死者的胃、肠二脏器目检无异常，可如果是皮肤表面受到外伤后毒素通过血液进入体内，可死者身上并无任何伤口，如果是氰化物等抑制血红蛋内或神经系统的毒素，那么尸体上也应该有比较明显的表征。

虽然法医一时无法判断是什么毒以及是如何中毒的，但法医告诉死者家属代表朱鸿烈，陶执礼系中毒身亡，但具体是哪一种毒素，还有待进行进一步检验。就在这个时候，第四分局局长周映邦抵达现场。在听法医介绍了上述情况，他立刻去查看了尸体。周映邦是刑侦专业的高材生，一番检查下来，竟然被他发现了异常，死者左脚第二、三脚趾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针眼状伤口，因为实在是太小了，周围也无红肿，之前法医没有注意到。法医看后，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分析可能是虫蜇留下的痕迹。

周映邦自言自语道：“陶郎中是被毒虫咬死的？什么毒虫有这么大的毒性?”

法医说：“从死者胃内残留物散发的酒精味和药味判断，陶郎中昨晚睡觉前喝过自己配制的药酒，屋里有很多药酒，泡酒的都是一些具有活血滋补功效的中药材。他喝过药酒睡下后，通过呼吸和皮肤毛孔散发出药味，也许药味引起了某种毒虫的兴趣”。

法医继续表示：“我还发现死者卧室后面有个园子，种了些草药，肯定会有不少虫豸藏身。虫子嗅到气味，就从门窗缝隙钻进来，用细如发丝的刺蜇了死者，为的是摄取人体血液。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估计这条毒虫应该已经死了，因为死者血液中含有的中药和酒精成分，远远超出了一般昆虫的代谢能力，它们是受不了的”。

周映邦于是立刻吩咐警员四处查找，看附近有没有死去的昆虫之类。根据法医的推测，毒虫既然能咬死人，个头儿就不会太小，应该能找到。果然，一番搜索后，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条长约寸许的昆虫，已死亡。周映邦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条毒虫浑身漆黑，体形怪异，犹如蚂蚱和蜈蚣的结合体，躯体前部长着如蜈蚣状的数对须状细腿，后部有两条如蚂炸般的后肢，头部有微小坚硬的口器，前端伸出一枚细长的尖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