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是1969年12月末到达部队的，但还是算1970年的兵。
在当年，由于我县征兵人数较多（大概有1700人），在出发去部队那天，我们县所有应征入伍的青年都换上了军装，然后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从县城集合点出发，步行前往县火车站乘坐火车。那场面，真是浩浩荡荡。
当时我们这1700名新兵排成两队，胸带大红花，浩浩荡荡的走向县火车站时，县城里的父老乡亲们是夹道欢送，那热烈的场面，真挚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里，再难遇到。
当时，我们县的这批新兵，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从山沟里出来的我们，在上车前都是满怀期待，因为想着在火车上，终于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毕竟我们长这么大，都还没出过县城（当时的我，刚满十七岁）。
但等我们在接兵首长的指挥下，有序的上了车后，却都一个个的傻了眼。因为我们坐的是“闷罐车”，“闷罐车”一节车厢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什么也看不见。同时在上车前，接兵首长给我们每个新兵都发了八个大饼（是由米粉做成的饼），当时看到发的饼的数量，我就知道，路途肯定遥远。
而果然不出我所料，闷罐车在足足颠簸了一天两夜后，终于在第三天早上，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我们这批新兵是在第一天的傍晚时分，全都坐上了闷罐车出发）。当时我们到部队的时间是1969年12月末，到新兵连营地后，我们都想着新兵到部队的第一顿早饭，应该很丰盛。而情况也确实如此，新兵连炊事班在那天早上，罕见的给我们包了一顿猪肉萝卜馅的包子。
但因为新兵人数过多，再加上炊事班的老兵们低估了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新兵们的胃口。那些先到食堂的新兵们，每个人都至少吃了四个包子（当时听说有一个新兵，足足吃了十个包子）。所以等到我们的时候，包子就没剩下多少，只记得那天早上，我两个包子下肚后，没有任何感觉，还是很饿。但没办法，包子没了，我们这些没吃饱的新兵们，就只能去喝那还剩下半桶的小米粥。
当时我们的部队是在北方，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要比南方兵略低一点，南方兵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8元）。在当时，0.45元的伙食标准说不上好，但在连队农副业生产的加持下，我们吃饱还是没问题。等后来，我调到师机关当打字员后，就吃上了二类灶（二类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58元）。
都说当兵能不能提干，除了自身的能力外，有时候还需要点运气。这话不假，我当兵时能提干，就离不开我的运气比较好。从1969年12月，我入伍当打字员开始，我历任保密员、军务参谋、副营参谋，最后在1985年，我从副团科长的职位上转业回到地方。
在我16年的军旅生涯里，我认为1978年，无疑是部队基层提干的转折点。在1978年前，可以直接从基层战士中提干；而从1978年开始，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命令就下发了，之后想要提干，就要先考军校。
而当时，我有个战友运气就不好。在军务科工作时，我跟他都是打字员。但领导当时的决定是：先培养我，后安排他。本来这样的安排，要是能一切顺利也挺好。但在我提干当了保密员后，因为一些原因，他却怎么都提不了干。后来一直拖着，直到1978年，再也没有了提干的机会后，他才无奈退伍回到老家（足足当了八年兵）。
在七十年代，当时战士们第一年的津贴是每个月6元（前六年的津贴分别是每个月6、7、8、10、15、20元）。要是能成功提干，比如我当时提干当了保密员，就能领到每个月52元的工资。说是52元，但扣除每天的伙食费（每天0.5元），每个月实际发到手的是37元。
37元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多，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记得我在提干当保密员后的第一个月领到工资的那晚，我手里紧紧攒着这37元，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着。然后等到周末，我立马就寄了20元回家（剩下17元，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请几个平时要好的战友们吃了饭）。
而说起连队里几位主官的职责，当时一位团首长来我们连队视察时的发言，总结的就很精辟：连长需要带头冲；指导员是一通百通（做思想工作）；副连长是萝卜大葱（抓生活）；副指导员就是锣鼓咚咚（抓共青团）。
光阴似箭，从我参军入伍开始，到今天，转眼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每每想到在部队工作和生活的日子，还是让我难以忘怀。
当兵的日子，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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