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大明立国。
可这个天下，并不是等出来的，而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往前倒推十多年，朱元璋最缺的不是口号，而是肯把命押在最前线的将领。
就在这条血路上，一个出身贫寒、做过绿林的狠角色站了出来——常遇春。
他为什么敢从草莽转身，把一生赌在朱元璋身上？“常十万”三个字，又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
朱元璋称帝之路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
从结果看，这是一次改朝换代；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十几年，就会发现，这个皇位并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靠政治炒作换来的，而是在尸山血河中，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元末的天下，不是靠治理能力决定归属，而是靠谁能在最残酷的战场上活下来。
各路势力并起，真正的竞争从来不是谁更合法，而是谁的军队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住、冲得上、不溃散。
这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建国过程中，如何建立起自己一支高效稳定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自然就不缺：
能统大军、压全局的统帅；
能运筹帷幄、调度四方的谋臣；
以及能冲锋陷阵勇猛型的将领。
常遇春，就是最后一类中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后来，人们记住了他“常十万”的外号，记住了他的勇猛、先登与冲锋，却常常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在进入朱元璋阵营之前，他并不是天生的开国将领，甚至不在体制之内。
他走到这个位置，并不是因为命运眷顾，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能成为能冲锋陷阵勇猛型的将领。
而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视线从帝国的高度，重新拉回到一个更底层、更混乱的起点。
回到那个乱世之中，一个贫苦出身、没有任何上升通道的年轻人，是如何一步步被推上战场，又是如何在一次关键选择中，把自己的命，押给了朱元璋。
在成为“常十万”之前：一个被乱世逼出来的人
在走进朱元璋军营之前，常遇春并不在任何正统叙事里。
他出身贫寒，生在元末最动荡的年代。
对这一代底层百姓来说，世界早已失去秩序：田地被兼并，赋役层层加码，官府的存在感只体现在征粮与徭役上。
科举、仕途、军功，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活下去，本身就是一门本事。
在这样的环境里，常遇春最早走上的，并不是从军报国的道路，而是投身绿林，跟随刘聚活动。
但绿林并不是答案。
史料记载，常遇春在刘聚部中，很快就显露出两点特质：一是胆大敢拼，临阵不退；二是不安于现状，对只抢不图远的做法极为不满。
刘聚的队伍，目标很清楚：抢一把、换一口饭吃，至于天下走向、百姓生死，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换句话说，刘聚只知打家劫舍。
对常遇春而言，这条路越走，反而越清楚它的尽头在哪里。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
至正十五年（1355），和州城外，局势并不明朗。
这时的朱元璋，还谈不上天下共主。他不过是在群雄并起的乱局中，刚刚显露头角的一支力量。
对许多地方武装而言，朱元璋与其他割据势力并没有本质区别，能不能赢，能赢多久，谁都说不准。
常遇春正是在这种不确定中，走进了朱元璋的军营。
他并没有立刻表明身份，也没有急着献忠心，而是先看。
看什么？
看军纪，看行军方式，看对百姓的态度，也看将领在阵前、阵后的表现。
这是绿林出身的人最擅长的一件事：分辨一支队伍，是临时拼凑，还是能打长仗。
在朱元璋军中，常遇春看到了一个此前很少见到的现象，军队进城，不害百姓；行军驻扎，有明确号令。
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目标，并不模糊：削平祸乱，以安民生。
这对常遇春来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朱元璋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当常遇春正式求见朱元璋时，对方并没有立刻表态。
朱元璋对这种半路来投的人，一向谨慎。他没有许诺官职，也没有热情接纳，而是冷静地提出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挨了饿，想在我的队伍中找口饭吃？”
常遇春的回答，极其直接。
他没有强调自己多能打，也没有刻意渲染过往经历，而是干脆利落地说：听说将军是位贤明智者，因此前来投奔。
当朱元璋问道能跟他过江打仗时，忠恳的表示：将军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渡江之日，愿为先锋。
这句话的分量，在当时非常重。
因为先锋意味着什么，朱元璋比谁都清楚，那是负责开路、突击和激励士气的位置。需要勇猛，果断以及身先士卒的素质。
换句话说，这不是在要好处，而是在主动选择风险最大的一条路。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点，看清了常遇春。
他需要的，不是口头效忠的人，而是愿意用行动承担代价的人。
常遇春也同样明白，自己没有背景、没有资历，唯一能换取信任的筹码，就是把命摆到桌面上。
于是，这场看似平静的会面，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交换：朱元璋，得到了一个肯站在最前线的猛将；
常遇春，也终于把手里的刀，放进了一套能长期运转的战争体系。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绿林中的亡命之徒，而成为朱元璋军中最危险岗位的候选者。
而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
因为在接下来的渡江作战中，先锋不是称号，而是要用血来证明的角色。
渡江第一线：最先上岸的人，决定了一场战争能不能继续
愿不愿意当先锋，和能不能当好先锋，是两回事。
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准备渡江南下。
这一步，是他从地方势力迈向战略主动的关键节点：一旦成功，就能获得稳定的根据地；一旦失败，前期积累将付诸东流。
这样的行动，容不得半点犹豫，也容不得先锋半点失手。
常遇春，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被推到了最前面。
采石矶一战，史料记载得很清楚：战斗开始时，江面形势复杂，岸上防御严密，先登者几乎等同于靶子。
常遇春率先冒箭登岸，冲入敌阵，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等朱元璋主力得以上岸，战局已经被强行拉回到可控范围内。
这一仗，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勇猛秀场。
它的意义在于：常遇春兑现了在和州说过的那句话：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让他站到哪里，就站得住。
从这一刻起，他在朱元璋军中的位置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他不再只是新来投奔的猛人，而是一个在关键节点上可以托付生死的前锋将领。
这种信任，并不是靠封赏建立的，而是靠一次次把最危险的任务完成建立的。
随后的战事，很快验证了这一点。
太平被拿下，集庆被攻克并改名应天。
对外，这是朱元璋势力范围的快速扩张；
对内，则意味着一套更成型的军事体系正在建立。
在这套体系里，有人统筹全局，有人调度粮草，也必须有人不断冲在最前线，把战局撕开口子。
常遇春，正是被固定在这个角色上的人。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长十万的名号开始在军中流传。它并不是夸口，也不是随意的吹捧，而是一种极为朴素的战场评价：
这个人，放在最硬的地方，能顶住；
把最急的局交给他，能撑下来。
当战线从江面推进到江南腹地，当对手从地方守军变成割据一方的强敌，常遇春将不再只是“先登者”，而要在更大的战场里，承担同样危险、却更复杂的角色。
从敢冲到能破局：当“常十万”走进决定天下走向的战役
当战线全面铺开，战争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渡江、取太平、定应天，解决的是立足的问题；而接下来要面对的，则是真正能左右天下归属的强敌。
其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之一，就是盘踞江浙、控制富庶地区的张士诚。
这一阶段，朱元璋的用人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
单纯的先锋冲锋已经不够了。对付张士诚这样根基深厚、城防严密、兵力充足的对手，需要的是长期围困、大规模调度、正面硬碰硬的耐力战。
这正是大兵团作战最考验人的地方，不仅要能打，还要能在最吃紧的节点上，顶住全线压力。
常遇春，正是在这个阶段，被放进了更大的体系中。
东征张士诚时，他与徐达等将领并肩作战，所率不再是几十、几百人的突击队，而是成建制的大军。
在围攻平江的漫长战事中，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某一次漂亮的突袭，而是反复的强攻、反复的试探，以及对敌军防线的持续消耗。
常遇春承担的，依旧是最硬的那一段。
他并不负责全局调度，却经常出现在攻城最激烈、对抗最直接的位置：
当战线胶着、士气波动时，需要有人把队伍重新推上去；当敌军反扑最凶时，需要有人正面压住锋头。
这个角色，风险极高，却极少出现在功劳簿的显眼位置。
但正是这些看似重复而残酷的任务，慢慢把胜负天平推向了朱元璋一侧。
平江被围十个月，最终城破。这一战，不只是击败了一个对手，更意味着江南战略格局的彻底改变。
朱元璋由此掌握最重要的财赋与人口基础，为北上灭元、建立王朝奠定了决定性条件。
而常遇春，“常十万”这个称呼，到这时才真正具有了分量，它不再指个人能杀多少敌人，而是指这个人放在战场上，能稳住多大的局面。
随后，北伐展开，战线一路向北推进。
就在胜利看似已经触手可及之时，命运却以最突然的方式按下了终止键。
洪武二年，常遇春在北伐途中病发，卒于军中。
没有败仗，也没有退场仪式，一个把大半生都耗在战场上的人，就这样倒在了行军路上。
朱元璋后来追封其为王，配享太庙。对一位出身卑微、半生戎马的将领而言，这已经是极高的评价。
但如果把目光从封赏移开，就会发现一个更冷静的事实：大明的版图成形时，常遇春没有看到终局；可决定终局的许多关键一仗，却都有他的身影。
从绿林到军营，从先锋到开国功臣，常遇春的一生，已经完整地嵌进了朱元璋建国这条最残酷、也最真实的路径之中。
参考信源：
《明史》
《明实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