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和王安石，我们都是从小学课本里开始认识，那时只知道他们都是诗人，后来知道他们与常州都有历史渊源。苏东坡一直念叨常州人的好，14次来到常州，两次上表皇帝请求住在常州，最后还终老在常州。王安石曾经担任常州知州。尽管王安石在常州时间不长，但他勤政爱民的形象深深印在了常州人民心中，常州人还建了半山亭纪念他。
两位诗人本应唱和交游，但在北宋的政治风云之下，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恩恩怨怨。
北宋熙宁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席卷朝堂，搅动了大宋的政治风云。在这场变法的漩涡中，王安石以雷霆之势推行新法，意图革除积弊、富国强兵；而苏轼则以犀利的笔触、直言的进谏，成为反对新法阵营中的标志性人物。两人因政见针锋相对，一度形同水火，却在岁月的沉淀中，演绎出一段“和而不同”的君子佳话。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顽固反对，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激烈批判到辩证审视的转变过程。
变法之初，宋神宗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接踵而至。彼时的苏轼正值壮年，满怀“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他目睹新法推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直言不讳地上书神宗皇帝。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痛陈新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批评青苗法看似救济百姓，实则沦为官府强制放贷、搜刮民财的工具；免役法的推行，让原本负担较轻的百姓骤然承受高额役钱，加剧了社会矛盾。他的谏言字字恳切，却也因此触怒变法派，被迫离开京城，辗转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
远离朝堂的苏轼，在地方官任上亲眼见证了新法的另一面。在杭州，他看到免役法虽有瑕疵，却能让百姓从繁重的徭役中解脱出来，安心务农经商；在徐州，他亲历黄河决堤，依靠保甲法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迅速完成了抢险救灾、加固城防的任务。这些亲身经历，让苏轼开始反思自己此前的立场。他意识到，新法并非全然“祸国殃民”，其背后的强国初心值得肯定，只是在执行层面出现了偏差，“法虽善，然非其人不行”。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谪黄州团练副使。数年后奉诏内迁，途中曾两度停留常州，并在此地卜宅置田，萌生了“终老于斯”的念头。
彼时的常州，作为江南富庶之地，正是新法推行的重点区域。苏轼在这里与当地士人、乡绅促膝长谈，细究青苗法在常州乡间的实施状况——他发现，若官吏清廉、执行得当，青苗法的低息借贷确实能解农户春耕乏粮的燃眉之急；可一旦遇上苛吏盘剥，便会衍生出“抑配”“加息”等乱象，让百姓苦不堪言。同时，他也留意到，免役法在常州的推行，让不少原本被徭役束缚的手工业者得以专心营生，间接促成了常州纺织业的兴盛。这些来自民间的真实反馈，进一步夯实了苏轼“去弊存利”的变法观，也让他愈发坚定：政策的优劣，从来不在条文本身，而在执行的人与落地的土壤。
“乌台诗案”的爆发，成为苏轼与王安石关系转变的关键节点。元丰二年，苏轼因诗文中的“怨谤”之语被捕入狱，性命危在旦夕。此时的王安石早已罢相，闲居金陵，但当他听闻苏轼的遭遇后，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上书神宗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正是这句掷地有声的谏言，让宋神宗动了恻隐之心，苏轼才得以从轻发落，贬谪黄州。经此一役，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彻底改观，他深知，两人的分歧只在政见，无关私怨。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奉诏从黄州移任汝州，途中特意绕道金陵，拜访闲居于此的王安石。这一次相会，没有朝堂上的剑拔弩张，只有两位文坛巨匠的惺惺相惜。他们同游蒋山，煮酒论诗，谈经说佛，从新法利弊聊到人生哲学。王安石望着眼前的苏轼，慨然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言语间满是欣赏与敬佩。苏轼也对王安石的学识与胸襟赞不绝口，写下“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诗句，道尽了相见恨晚的遗憾。
这场金陵相会，消解了两人多年的隔阂。此后，苏轼虽依旧不认同新法的核心主张，但也不再一味否定，而是主张“去其弊而存其利”。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力主全盘废除新法，苏轼又站出来反对，主张保留免役法等合理举措，为此不惜与司马光争执不休。这份不盲从、不偏执的态度，正是他从对变法的辩证思考中得来的智慧，其中亦凝结着他在常州乡间体察到的民生百态。
同年，王安石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苏轼奉旨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在制文中，他客观评价王安石的一生：“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承认其“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即便对新法仍有保留，他也毫不吝啬地肯定了王安石的才华与操守。
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堪称北宋士大夫精神的缩影。他们因政见不同而争执，却始终坚守君子之道，不因人废言，不因私废公。苏轼对变法的态度，从激进反对到理性审视，彰显的是他“实事求是”的为政理念；而他对王安石的感情，从针锋相对到惺惺相惜，见证的是两位伟人超越政见的人格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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