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龙游浅水”黄维挨耳光，“鸟困笼中”汤尧遭批斗》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沈醉似乎也算得上才华横溢文采飞扬，诗文也颇有可观之处，但他描述的这场“功德林打斗”，却纯属道听途说：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打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那是在沈醉从重庆转送到北京的五年之前，也就是说，当沈醉进入功德林的时候，黄维和董益三可能早已把那场架忘到了脑后。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干部雷皓写的《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明确了打架时间：“1952年，在功德林里发生了一起从未发生过的打斗事件……战犯们群情激愤，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春风化雨，开始认罪》一节中，也讲述了自己转运的经过和时间：“1956年初，我们从重庆市监狱转到了战犯管理所。1957年国庆节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四人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说：‘上级决定把你们四人转到北京去，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一两天内就动身。’”
吴敬中在电视剧《潜伏》中有一句名言：“所信者听也，而听尤不可信。”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站长吴景中，也是沈醉在临澧特训班的老同事，搞总务的老朋友，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个人。
吴站长那句“名言”出自孔子语录，老吴进行了一些改动以敲打李涯，孔子说的是“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
沈醉笔下的董益三黄维之战，并没有亲眼目睹，既然没有看到而只是听说，那就更不可信了，起码是不可全信，比如他说黄维能一拳把董益三打死打伤，那就是高估了黄维的实力，也没考虑到观战者和参战者的立场，而黄维的《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说得很清楚，当时地大家一拥而上打他一个人：“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
黄维说董益三是他们那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在董副组长之上，还有个姓王的正组长：“我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副组长董益三、李宰卿，另有阎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沈醉进入功德林的时候，董益三可能已经升任正组长，所以沈醉就把他写成了组长而忽略了王组长，而作为“被打者”，黄维是一定不会记错“对手”姓名和职务的。
不知道读者诸君有没有相似的感受：一个人可能会忘掉很多事情很多人，但谁打过自己，那一般是很难忘记的，因为一生中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如果不算父母动手，挨揍的次数却少之又少，尤其是像黄维这样黄埔一期毕业、官至兵团中将司令的“大人物”，成年后挨过几次耳光，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就像杨伯涛最后也没有忘记“黄维是个外行”一样，黄维也不会忘记那一掌之仇。
不管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是在文史专员办公室，黄维都是“孤独”的，只有在谈起陈赓将军的时候，才会露出敬佩之意。全国政协落实统战政策办公室干部王春景在《我与黄维的一段交往》中复述了黄维的话：“陈赓是黄埔一期的，是黄埔著名的三杰之一。这个人很能干，能打仗，是员武将，难得的人才。平时，他很会做工作，广东东征时，他救过蒋介石的命，校长对他十分器重。”
黄维很服陈赓，觉得自己输给黄埔一期同学陈赓也是不很丢脸的事情，但是见了特务出身的“功德林同学”，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告诉曾经是陈赓学生的王春景：“戴笠、毛人凤等，这些家伙总是在背地里整人、杀人。有本事战场上见，明刀真枪地干，背后打黑枪、杀人算不得英雄。”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汪东林在《我所知道的与众不同的黄维将军》也复述了黄维对特务的评价：“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也要砍他们的脑袋！他们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我们这些军人也曾反共，但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笔者曾认为王春景是汪东林的笔名，后来一查两人的学历，才发现他们不是同一人，看来黄维骂特务似乎已经成了习惯，他对特务的厌憎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几乎是逮住机会就骂特务，而董益三恰恰就是特务——各兵团、绥靖区、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处，实际就是特务机关，处长一般都由军统（保密局）特务担任，董益三是受康泽和毛人凤双重管理，而时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的康泽，也曾是与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
正规将军对特务（正式军统特务虽然也有军籍军衔，但经常不被当军人看待）的蔑视和厌恶是写在脸上的，黄维跟董益三虽然在同一个小组，董益三还是副组长或组长，但黄维却根本不给他面子，于是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董益三与黄维打架，陈长捷、梁培璜和林伟俦这四个“军中高手”会真心帮谁？
我们查阅资料可知，这三个中将都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在战场上都比较勇悍，个人身体素质也都不错，而黄维则是百病缠身，根本就不像沈醉描述的那样“威猛”——这也难怪，沈醉见到黄维的时候，黄维已经恢复了健康，于是沈醉就臆想出了黄维“奋起还击”的场面。
黄维被董益三打耳光的时候，即使还没进医院，也已经病得不轻了，黄维对自己生病的时间记得也很清楚：“1952年4月，病发了。这一病还很厉害，很凶，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因为腹水很多，肚皮肿胀得老高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天开始，我就躺下不能动了，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正因为一方面积极有效的治疗，另一方面吃得比较好，营养比较好，才使我的病慢慢地好转过来了，到了1955年冬天，能从床上爬起来了。”
董益三打的是个病人或潜在病人，所以胜之不武，如果那三位军中高手顾念袍泽之谊，应该是帮黄维的，但黄维这个人有些孤傲，在军中的人缘儿似乎也不大好，所以陈长捷和林伟俦会帮谁，还真是很难说，起码在管理所方面看来，陈、林二人是保持中立的，这一点黄维也写得很清楚：“功德林的最高领导姚处长来了，他没有斥责我们，听取了第三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汇报，然后严肃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打人是严重违反政策规定的。过后，他又分别找我和董益三谈话……”
姚处长就是姚伦，我们看反映战犯学习改造历程的电影《决战之后》，最上面出现的名字就是他，如果我们能采访到姚伦，那场架都有谁参与了、谁帮黄维、谁帮董益三，那就不是需要猜测的问题了。
您没看错，演邱行湘的那个，就是水浒传中的“李逵”，葛优演的那人，是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看《文强口述自传》，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文强也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确切地说应该是战犯管理所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新生园地》担任文艺专栏编辑，徐远举担任批评表扬专栏编辑，并不像《特赦1959》演的那样抗拒改造，而黄维则是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还拒绝管理所给他安排的两个帮手：“方靖（第七十九军军长）懂什么？杜聿明好歹当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曾经钻在坦克车下面用榔头敲敲打打，只可惜技术太差，充其量二级钳工而已。至于方靖，他一无技能，二无体力，就是想当打铁匠，也需要从拉风箱开始。”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黄维不善交际，似乎也不太会说话，所以那场打斗，陈长捷、梁培璜、林伟俦等三个“军中高手”会帮谁，笔者还真猜不到，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他们三位有几位会参战、又会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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