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齐白石的年岁印，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汤发周|苦铁|题款|齐白石|齐良芷

在齐白石自用印章中，有一批以齐白石及其亲人年岁为印文，总计有29方。这些印文的主要功能应是钤盖在书画作品上，起到类似年款的作用。由于齐白石曾经听信算命先生之言，给自己虚加两岁，同时其虚增岁数的实际情况远较目前学界所揭示的更为复杂，这给仅仅通过年岁印辨识书画作品创作年份增加了难度。一些正式出版物对于这些纪年印的刊刻时间、边款释读，以及钤盖这些印章的书画作品创作时间判定等，存在不少舛误。

齐白石年岁之谜新探

谈齐白石年岁，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他于丁丑年给自己加了两岁。齐白石生于清同治二年（癸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查万年历，其对应的公历日期是1864年1月1日。按照中国传统计算岁数的方法（虚岁），出生的当年（按农历日期）算一岁，之后每过一个春节加一岁。按这种计算方法，到公历1864年2月8日（农历甲子年正月初一），齐白石虽然出生仅仅39天，但已经算是两岁了。比较简便的计算齐白石岁数的公式是：“公元年数-1862=齐白石岁数”。直到丁丑年（1937年）以前，齐白石计算自己的岁数，大体都是按这个公式来的，但是丁丑年之后，他将自己的岁数凭空多加了两岁，具体原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交代。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我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三月）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关于此事，齐白石四子齐良迟在《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也有回忆，但说法与此有所不同：

住在北京西城屯绢胡同，有个叫舒之鎏的（又叫舒贻上），他当时在北京是个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父亲七十五岁（虚岁，这年是丁丑年）那年，求他批个八字，……这是我父亲给自己加的两岁……。所以，在他一生问世的画幅中，他的落款就没有七十五岁、七十六岁的画。

舒之鎏，字贻上，湖南长沙人，1913年曾作为湖南代表在北京参加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鲁迅也是该会会员），参与讨论国音标准化问题，1924年前后在教育部下辖的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翻译过很多文章，并出版了不少译著。因其长期在北京活动，《白石老人自述》里记载的“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齐良迟所说的“他（舒之鎏）当时在北京是个很有名气的算命先生”也不尽客观，因为舒之鎏显然并非职业的算命先生。

广东省博物馆藏《山水图》画于1917年，其上有一段1937年补写的题跋文字，其年款为“丁丑暮七十七翁璜题记”。刻意强调自己“丁丑年七十七岁”，正反映出齐白石听信算命先生之言，试图“瞒天过海”“逃过七十五一关”的心理。

齐白石《山水图》广东省博物馆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不过，齐白石年龄问题并不像《白石老人自述》里说的那样简单。实际上，在丁丑年之前，齐白石就有给自己增加两岁的情形。

北京画院藏有一幅齐白石《追摹八大小鸭》，图上有两处题款，其一从右上一直写到左下：“余四十一岁时尝客南昌，于某旧家得见朱雪个小鸭子之真本，钩摹之。至七十五岁时，客旧京，忽一日失去。愁馀取此纸心意追摹，略似，记存之。乙亥二月，白石。”按，农历“乙亥二月”为公历1935年3月5日-4月2日期间，按照传统虚岁记岁法，齐白石应是73岁。根据《白石老人自述》里的说法，齐白石是在1937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以后，才开始在虚岁的基础上再给自己虚加两岁。但是由此画来看，其实齐白石早在1935年就有给自己多增两岁的举动。这也使得齐良迟所说的，在齐白石一生问世的画幅中，“他的落款就没有七十五岁、七十六岁的画”，并不属实。

齐白石《追摹八大小鸭》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1935年4月13日，《天津商报画刊》第14卷第5期第3页推出“白石山翁诗书画印专号”，刊登了一幅齐白石外孙媳邓柏云所画的螃蟹图，图左上有齐白石题跋，“乙亥二月十又四日，吴生使照相者为柏云与宝姬留作画像。此幅乃柏云对照机画也。柏云赠余，并求余纪其事。白石老人，年七十又五矣。”与上述《追摹八大小鸭》上的题款一样，齐白石也是在1935年就自称75岁。

邓柏云螃蟹图·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在齐白石纪年印中也能找到同样的例子。比如白文印“五十八岁以字行”，一般以为这里的“五十八岁”系指1920年。恰巧齐白石有朱文印“戊午后以字行”，农历戊午年大致对应公历1918年。由于两方印说的是同一件事，正好可以互证，这就说明齐白石在这里说的“五十八岁”所指不是1920年，而是1918年。也就是说，齐白石早在1918年，就已经给自己虚增了两岁。

齐白石茄子（瓜果册页之一）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图钤盖白文印“五十八岁以字行”

齐白石 “戊午后以字行”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白石有“鲁班门下”朱文印，边款“六十后刊旧句，七十岁时补记，辛未秋，白石。”按照传统虚岁记岁法，齐白石要到壬申年（1932年）春节以后才能说虚岁70岁。辛未秋即1931年秋，此时齐白石周岁未满68，虚岁也只有69，此时自称70岁，是在虚岁的基础上再虚增了一岁。

齐白石 “鲁班门下”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当然，以上数例并非普遍现象。大体上，齐白石还是从1937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以后，才正式给自己虚增两岁的。但以上案例也足以证明，实际情况并不像之前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绝对。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全集》第四卷收有多幅年款为“七十五岁”的画作，其中既有私人收藏，也有公共机构的藏品。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文景堂鉴藏齐白石印集》第167页，有“阳光”白文印，边款“阳光君属。白石，年七十六矣”。有人根据齐良迟的说法，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仅仅因年款中写有“七十五岁”“七十六岁”字样就定其为赝品。

刊刻时间与心理机制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标注了齐白石部分年岁印的刊刻时间，但许多失于粗率。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全集》，在注释中以钤盖的年岁印印文来推断部分画作的创作时间，也多有失误。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年岁印的刊刻时间与钤用时间是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凭印文上的年岁来推断刊刻时间。即以白文印“年八十五矣”为例，该印石有边款“刊于甲申十一月廿三日”（公历1945年1月6日）。实际按照齐白石的算法，他要到农历乙酉年正月初一（公历1945年2月13日）以后才称85岁，也是在那以后才开始在书画作品上钤用此印。

其次，类似朱文印“五十岁后”、白文印“五十以后始学填词记”、白文印“五十八岁以字行”这样的印文，所对应的时间范围更广，而不限于印文所示岁数的当年。同理，这类印的刊刻时间也不可限定在印文所示岁数的当年。印文上所写的岁数，只能说是刊印时间的大致上限。以朱文印“五十岁后”为例，理论上它在齐白石“五十岁后”的任何时间刊刻都是成立的。

齐白石的岁数印中，有的有年款，甚至是非常具体的日期，这为判定其刊刻时间提供了直接依据。如朱文印“七八衰翁”，边款“三百石印斋之印。白石并记。己卯”。农历己卯年，大致对应公历1939年。按照传统记岁法，齐白石在庚辰年（1940）春节后自称78岁。所以此印是提前刊刻出来的，但具体的刊刻月份不明。目前未见钤盖有此印的齐白石书画作品。

齐白石 “七八衰翁”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再如白文印“九九翁”，年款“辛巳一日白石自刊”。此处“九九”不是九十九，而是八十一。“辛巳一日”即辛巳年大年初一（公历1941年1月27日）。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的记岁法，他从辛巳年大年初一起，自称81岁。此印钤盖于北京中南海藏《鹰》、中国美术馆藏《老少年蝴蝶》等画作。

齐白石 “九九翁”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白文印“行年八十三矣”，年款“壬午十一月刊于京华”。壬午即1942年，“十一月”是齐白石出生的农历月份。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记岁法，他从癸未年（1943）正月初一起自称83岁，所以此印与前述朱文印“七八衰翁”类似，也是提前刊刻出来的，不过此印时间更明确，就是在齐白石农历生日的当月。

此印钤盖于北京市文物公司藏《鱼虾图》，该图款题“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居京华第廿又七年”，齐白石以1917年为其居京第一年，则“居京华第廿又七年”当为1943年（准确地说是当年的农历春节后、除夕前）。

齐白石 “行年八十三矣”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白文印“年八十五矣”，年款“刊于甲申十一月廿三日”。此为1944年齐白石农历生日的次日。此印与前述朱文印“七八衰翁”、白文印“行年八十三矣”属于一类，都是提前刊刻，不过此印的刊刻时间更为具体。此印钤盖于中国美术馆藏《油灯飞蛾(草虫图册八开之八)》、北京市文物公司藏《百岁寿酒》等。北京市文物公司藏《贝叶草虫》亦钤有此印，该图款题：“峰南仁弟清正。乙酉。八十五岁白石。”乙酉为1945年。

齐白石 “年八十五矣”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由以上数方印的印文与刊刻时间可以大略推知，齐白石有提前为自己刊刻年岁印的习惯，一般是在其本人生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后，刊刻次年的年岁印，然后在春节之后开始使用。偶尔会晚至正月初一才刊刻当年的年岁印。不过也有特例，比如白文印“年八十六矣”，《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编者称“据印文断此印刻于1946年”。此结论虽不为错，但还可以更精准些。此印虽无年款，但有边款“刊于白下”。白下即南京别称。据《白石老人自述》：“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十月，南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另据齐佛来回忆：“夏历九月底的一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我在报刊亭看到报纸上登载祖父到达南京的消息，……大概是在夏历十一月初，我陪着祖父和夏文珠（看护）、曹克家一行，离开南京，乘火车去上海。”（据齐佛来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祖父白石老人》）按，1946年公历10月24日为农历九月三十日，齐白石这里所说的“十月”，可能是公历10月，实际上与齐佛来所说的“夏历九月底”并无矛盾。齐白石于1946年农历九月底从北平乘坐飞机赴南京，农历十一月初离开南京，乘火车去上海。可知此印刻于1946年农历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期间，也就是在齐白石农历生日之前不久。

齐白石 “年八十六矣”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1946年齐白石手拓印谱，名为《齐白石印谱》。该谱第一方印即为“年八十六矣”白文印，齐白石题：“淑度白石之门人也，北平别来已越六载，今逢于南京，值予正刊此印，求拓之以纪事。丙戌十一月一日。”据此，可进一步将此印的刊刻时间明确为1946年农历十一月一日。

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的记岁法，他从1946年农历年初即自称86岁，依照前述齐白石刻岁数印的习惯，他当提前于1945年农历十一月刻此印。但此印却晚了近一年，迟至他86岁当年的农历生日前不久才刊刻，是目前已知的刊刻时间最晚的齐白石年岁印。个中缘由，可能是齐白石从北平出来时忘带年岁印，所以临时刻一方以备用。不过既然赶着刻出来，按理应该多多钤用才对。但让人困惑的是，目前尚未见到钤盖此印的齐白石书画作品。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曾述及此次南京、上海之行，“我带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这玩笑开得多么大啊！我真悔此一行。”齐白石此印刻而不用，可能与此行并不愉快有一定关系。

朱文印“行年七十三”，《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编者称，“按印文断此印约刻于1931年。”此结论缺乏依据。若按传统虚岁记岁法，齐白石73岁当在1935年。此印见于齐白石癸酉（1933）年农历六月重制手拓之《白石印草》。故此印刊刻时间下限为1933年农历六月。按照传统记岁法，1933年齐白石71岁。而他最晚在此时就已刊刻了“行年七十三”之印，这是齐白石早在1937年之前就给自己虚增两岁的又一个实例。

齐白石 “行年七十三”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朱文印“七三老妇八千里”，无边款。据《白石老人自述》，“我妻娘家姓陈，名叫春君，她是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的，比我大一岁。”《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编者称，“此印为居京鬻画，思念家乡老妻之作。陈春君较齐白石年长一岁，是年陈春君七十三岁，故断此印下限为1934年。”此话可商榷。

齐白石记岁数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体上倾向于夸大岁数，前文已述及。偶尔他又会实打实地按照周岁来算岁数，比如他有“老齐郎”朱文印，边款“余年六十矣，今宵便亡，不为短命，刊此一笑。癸亥十一月廿二日灯下。白石。”癸亥即1923年，此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正是齐白石60周岁生日当天。他在这里自称60岁，是以周岁来算的。陈春君的岁数，按照传统的虚岁算法，当是1934年春节以后即算73岁；若按周岁来算，却是1935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满73周岁。

齐白石 “七三老妇八千里”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白石 “老齐郎”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据齐白石乙亥（1935年）日记，“阳历四月一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日)起行，携宝珠、柏云同归，三月半到家，年十八九之女孙及女生(甥)不相识。离家十余年，屋宇未损伤，并有增加，果木如故，山林益丛。子贞子女兄弟父子叔侄可谓好子孙也，只有春姊(即陈春君)瘦得可怜，余三月即别，别时不忍相见,并有二三好友坐待相送。余亦不使知，出门矣，十四日还北平。”可能齐白石因为此次返乡，见妻子陈春君不但衰老，而且“瘦得可怜”，顿生恻隐之心，故刊此印为纪。所以此印刊刻时间较大可能是1935年农历三月，至少应以此为时间下限。北平到湘潭的距离约三千里，这里称“八千里”，系夸张手法。

白文印“年近九十”，钤盖于中国美术馆藏《残荷》图，图有款识：“方叔乡先生同客京华，故能得残荷。八十六岁白石。”按照齐白石1937年以后的记岁法，其86岁当在1946年。故此印刊刻时间不早于1946年。本来这一年自称86岁，已经是在计算虚岁的基础上再虚增两岁的结果，现在又迫不及待地刻印章自称“年近九十”并钤盖于画作，再次说明齐白石确实存在夸大自己年纪的心理倾向。

齐白石残荷中国美术馆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刻有一方白文印“七五衰翁”，无边款，《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编者认为此印刻于丁丑年三月十二日（1937年4月22日）之前，其依据应是前文引述过的《白石老人自述》相关内容。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判断大致正确，但还不够精准。因所涉情况较复杂，兹单独论列如下。

前已论及，齐白石似乎习惯于在每年自己的农历生日前后，提前刻一方年岁印，以供随后的春节后启用。由此推论，白文印“七五衰翁”很可能刊刻于丙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37年1月4日）前后，按照齐白石自己的算法，当时他仍在74岁之年。而齐白石在刻此印时，似乎还不知道有相关的禁忌。跟往年一样，他准备一等春节过后，就启用这方标志自己已届75岁的印章。

齐白石 “七五衰翁”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从“七五衰翁”这方印章来看，齐白石在自述中的说法“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可能不完全符合实际。而齐良迟说舒贻上于丁丑年在北京给齐白石算命的说法更可信一些。因为，如果舒贻上是早先在长沙给齐白石算的命，齐白石早就知道需要“七十五岁口称七十七岁”，那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刻这枚印章了。

所以，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在刊刻白文印“七五衰翁”之后一个多月，迎来了丁丑年春节（1937年2月11日）。春节后不久，齐白石找舒贻上批八字，听信了“瞒天过海”“今年七十五岁，可口称七十七岁”“逃过七十五岁一关”的迷信说法，并在三月十二日戌刻独自在黑屋子里举行了某种迷信仪式，完事后便声称自己已是七十七岁，并在画作上题写“丁丑年七十七岁”字样以强化迷信效果。此后，他的画作上就不再题写“七十五岁”“七十六岁”字样，也不再钤盖“七五衰翁”白文印。

浙江省博物馆藏齐白石《松鼠图》应是作于丁丑年春节之后、齐白石找舒贻上批八字之前，所以成为了惟一钤有“七五衰翁”白文印的画作。

齐白石松鼠图浙江省博物馆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实际上，在1937年之前，齐白石并没有在画作上题写自己年岁的习惯。他从这一年开始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岁数，而且一再强调自己在1937年是77岁。这是与他听信算命先生之言，试图借此趋吉避凶的心理紧密相关的。

细论之，齐白石的这些年岁印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五十以后始学填词记”“五十八岁以字行”印文虽包含年岁时间信息，但其本质上仍属“纪事”印。这与陈师曾所刻“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复闇四十后所作”，以及吴昌硕所刻“五十学书”“息舸五十以后作”等印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类印的特点是客观纪事，所以印文上的年岁往往并不高大，以致有“五十”“四十五”乃至“四十”这样相对比较年轻的岁数出现。

齐白石 “五十以后始学填词记”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至于“七八衰翁”“吾年八十二矣”“年近九十”等印，是纯粹标记自己年龄的，它在客观记取年岁的同时，往往暗含有“高寿”的含义。古人有“年过七十古来稀”之语，一般认为七十岁以上即可称高寿。所以这一类印文上的年岁往往比较高大，一般在七十岁以上。吴昌硕“七十老翁”印，也是同样的意趣。

齐白石三子图1937年首都博物馆藏·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吴昌硕与齐白石都得享高寿。他们在七十岁以后，不但为自己刊刻年岁印章，并钤盖在书画印作品上，而且喜在书画印作品上题款写明自己的岁数。这里面传递的文化信息大抵有三个。其一，人的年龄越大，往往阅历越深。对艺术家而言，高龄更意味着从事艺事年深月久，其经验之丰富、造诣之精湛自是不言而喻。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人书俱老”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福寿观念”，视高寿为福。人们喜欢亲近有福、高寿之人，认为这样可以“借福气”“沾喜气”。其三，中国人喜欢将高寿与个人品德相联系，诸如“仁者寿”“年高德劭”等词汇就传递出这种取向。对于已届高龄的画家来说，这自然是十分有利、由衷欢迎的。齐白石专门纪年的印章，全都是七十岁以后所刻，应当也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