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的一天清晨，南京玄武湖的雾气还没散尽，一个中年副官抱着电报匆匆闯进总统府，他嘴里反复念叨着同一个名字——陈修和。蒋介石正为停滞不前的和谈焦头烂额，他抬头看了看日历，终于点了点头：“把他叫来。”就这样，一场打着“兄弟感情”幌子的拉人计划悄然启动。
陈修和此时正主持沈阳第九十兵工厂的准备工作。出生于1897年的他，早年念完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动手能力强到能拆掉蒸汽机再装回去。1925年考进黄埔，读炮科第五期，转年又当上助教。论技术，他在黄埔学员里属凤毛麟角，课堂上有人起哄：“陈老大，请客！”他总是一笑了之。蒋介石注意到他的兵工专长后，三番五次把他调回上海兵工厂，说白了，就是离不开这位“技术咖”。
时针拨回1929年盛夏，上海码头。陈毅为了汇报红四军分歧，秘密抵沪。陈修和和胞兄陈孟熙提前订好租界里的新苏旅馆，还特地做了一套西装，又别上兵工厂徽章，准备把弟弟伪装成公务员。谁知船门一开，却见陈毅穿着工装拎着粗布包，站在三等舱口挥手。兄弟三个在旅馆相拥而笑，短暂团聚。接下来一个月里，周恩来多次在里间和陈毅长谈，外间陈修和、陈孟熙装作悠闲地下围棋。那次“九月来信”能顺利送回红四军，背后就有这层掩护。
抗战爆发后，陈修和赴法国高等兵工学校深造，又辗转越南、香港、昆明，任务始终围着两个字打转——兵工。他与陈毅保持断续通信，“国共矛盾大，抗日为重”成为信里高频句。陈毅也托他多做统战工作，毕竟前线需要子弹，也需要谈判的缝隙。
进入1946年，蒋介石判断内战难免，想趁和谈表面继续时，先挖走新四军的主骨。陈毅当时在山东野战军，声望与日俱增。蒋介石听说二人是堂兄弟，灵机一动：倘若把陈毅请来任“山东绥靖公署主任兼集团军总司令”，岂不“一箭双雕”？于是给陈修和发了那封“速来南京”的急电。
陈修和抵达南京，刚走进官邸，蒋介石便寒暄：“听说你有位弟弟文武全才。”陈修和心里一紧，却故作镇定：“委员长说的是孟熙？”蒋介石摆手：“不是，我要的是陈毅。”随后丢出条件：高官厚禄，独立兵权。对话只三五句就触及核心——“把他劝来”。面对这诱饵，陈修和没有直接回绝，也没应声而诺，而是抛出一个模糊提议：“若要见面，必须以恢复合作、停止内战为前提。”这等于把球踢回蒋介石脚下。
蒋介石细细琢磨，发现此路行不通：一旦放宽谈判条件，等于默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自己的算盘就落空。再加上他看出陈修和态度坚决，便草草收场。这个“拉人计划”就此搁浅，史书里少了一场兄弟翻脸的闹剧。
蒋介石摆不平，东北局势却一天天紧张。1948年10月，沈阳将破，蒋介石连夜派飞机接走要员。电报打到兵工厂：“速携图纸设备南撤。”陈修和却摇头：“兵工厂是中国的，不是国民党的。”他顶着撤退令，留下设备和八百多名技术工，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几天后，东北野战军军工部副部长王逢源向他转达朱德口信：“厂子归你管，照旧生产。”原班人马翻修机床、赶制炮弹，没耽误前线一天补给。
1949年春，上海未解放，陈修和提前抵沪，协助陈毅安抚留用技术人员。他奔走于各兵工旧部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换了旗号，机器照样转。”短短数月，两百余名高级技师主动留下，为新成立的人民政权提供第一批工程骨干。
建国后，中央技术管理局撤销，重工业部请他担任副部长，他坚持做技术顾问而拒当行政官。随后，他提出开发三峡、筹划南水北调，一口气列出水利、电力、航运三项配套方案。周恩来批示“值得研究”，水利专家组应声成立。虽然工程最终历经曲折才动工，但最早的系统构想里已有陈修和的笔迹。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兵工出身的老人仍在《黄埔》期刊上撰写文章，谈机械结构也谈兵工精神。他常引用一句话：“机器是死的，理想是活的。”1998年，陈修和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他留下的，并不只是兵工厂的建筑蓝图，更是一段微妙却坚决的兄弟情：一个拒绝被拉拢的堂兄，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原则，也守住了中国工业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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