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9日，山东莒县唐王山，那场面惨烈得让人不敢看。
日伪军漫山遍野地压上来，枪炮声跟炒豆子似的炸个不停，包围圈勒得越来越紧。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靠在战壕里，浑身是血，右臂和右腿都被炸得血肉模糊，鲜血早已把军装浸透了。
他颤抖着手，从怀里摸出一颗早就备好的金丸，摊在掌心。
那金丸冰凉，他的眼神比金丸更冷。
谁能想到，就在四年前，这位统帅几十万大军的东北军名将，是哪怕拼着一死，也要跳出蒋介石的那个“圈套”？
他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准备吞金自尽的“孤家寡人”地步？
这一切，还得从1938年那场透着诡异劲儿的南岳军事会议说起。
那是1938年11月，衡山脚下，会场里的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甚至透着一丝尴尬。
蒋介石抛出了一个新方案：组建“鲁苏游击战区”。
这名头听着响亮，战区总司令，位高权重，按理说足以让黄埔系的那些嫡系将领们抢破了头。
可奇怪的是，台下一片死寂。
平日里咋咋呼呼的陈诚低头喝茶，顾祝同更是顾左右而言他，愣是没人愿意接这个茬。
为啥？
因为大伙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肥肉”，而是一块带毒的“硬骨头”。
所谓的“游击战区”，说白了就是敌后。
在这个位置当司令，不仅要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还要去压制在那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更要命的是，鲁苏地区还有两尊“地头蛇”——山东的沈鸿烈、江苏的韩德勤。
这两人手里有兵有权，谁去了都得被架空。
这就是个必死之局。
去，就是往日本人的刺刀上撞，往地方军阀的枪口上堵。
就在蒋介石面色铁青，即将发作的时候，一个人站了起来。
于学忠朗声道：“我去！”
全场哗然。
大家都在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但他真傻吗？
不，他是被逼得没路走了。
作为东北军硕果仅存的大佬，于学忠太清楚“借刀杀人”这四个字怎么写了。
自从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扣押后，蒋介石对待东北军的策略就极其阴毒：拆散使用，借日军之手消耗殆尽。
看看第67军的下场就知道了。
淞沪会战，67军在松江死守三天三夜，几乎全军覆没。
结果呢？
蒋介石不仅不给补充，反而直接撤销番号，甚至连战死的军长都被诬陷为投敌。
再看看第49军。
这是东北军的家底子，装备精良，重机枪数量连蒋介石的嫡系都眼红。
淞沪一战，49军损失惨重。
好不容易等到武汉会战前夕，第109师刚刚补充完毕，蒋介石一纸调令，把109师划给了胡宗南的第90军。
胡宗南白捡了一个精锐师，那49军怎么办？
蒋介石“大方”地调来了第118师和预备第9师填补空缺。
表面上看，49军从两个师的乙种军变成了三个师的甲种军，赚大了。
可实际上呢？
118师刚一到位，还没捂热乎，就被调给了陈诚的“土木系”第79军。
预备第9师的师长张言传，那是陈诚的心腹。
这一套“移花接木”玩得那叫一个炉火纯青：拿着东北军藏起来的精良装备，喂饱了胡宗南，肥了陈诚，最后留给东北军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于学忠看得冷汗直流。
他明白，如果继续留在正面战场，第51军和57军的下场，绝对不会比67军好多少。
古人说：“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生。”
留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是等死，跳到敌后去虽说是九死一生，但好歹还有个“生”字。
只有跳出圈外，保住东北军的元气，将来才有筹码去换取少帅张学良的自由。
于是，带着悲壮与决绝，于学忠领着两万东北军子弟，一头扎进了山东。
可到了山东他才发现，这地方的水，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第一个跳出来咬人的，就是沈鸿烈。
沈鸿烈虽然也出身东北军，但他现在是山东省主席，在鲁中当惯了“土皇帝”。
突然空降来一个顶头上司，还是个要把部队拉去和八路军搞统战的“异类”，沈鸿烈立刻翻了脸。
明面上，沈鸿烈即使不配合，也不敢太过分。
但暗地里，手段极其下作。
最著名的是“鲁东行辕事件”。
这下捅了马蜂窝。
沈鸿烈觉得于学忠这是在打他的脸，于是动了杀心。
他花重金收买刺客，在于学忠的必经之路上埋伏。
当于学忠的车队经过时，几枚手榴弹呼啸而至。
如果不是刺客投掷角度稍微偏了一点，只是炸死了几个卫兵，一代名将恐怕就要冤死在自己人手里。
内有家贼，外有强敌。
日军可不管你们怎么内斗。
对于学忠这支正规军进入山东，日军如鲠在喉，扫荡一波接着一波。
日军集结重兵，将于学忠的总部团团包围在唐王山。
两万人的部队被打散，身边只剩下几百警卫。
看着漫山遍野的鬼子，于学忠举起那是金丸，对身边的参谋吼道：“万一冲不出去，我就吞了这个，绝不当俘虏！”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于学忠准备吞金殉国的时候，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救援到了。
在于学忠一直坚持的“友军”政策回报下，八路军拼死撕开一道口子，接应于学忠突围。
这一仗，把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碎了。
蒋介石把于学忠派到山东，本意是借刀杀人，顺便让他去和八路军搞摩擦。
结果人没死，反倒和八路军成了“生死之交”。
这还了得？
沈鸿烈又适时地递上了“黑材料”，控告于学忠“通共”。
蒋介石顺水推舟，决定换马。
他调动李仙洲的第92军进入山东，准备接替于学忠，彻底把鲁苏战区变成反共的前哨。
1943年7月，蒋介石连发数道金牌，催促于学忠撤离。
走，还是不走？
走，就是放弃好不容易建立的根据地；不走，就是抗命。
于学忠最后做了一个让蒋介石吐血的决定：走，但是不给李仙洲留一粒米。
他利用时间差，在第92军赶到之前，悄悄把防区移交给了八路军。
等李仙洲兴冲冲地跑来“摘桃子”时，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和空空如也的营房。
于学忠带着部队撤到了安徽阜阳。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换防，到了大后方还能重整旗鼓。
但他低估了汤恩伯的胃口，也低估了蒋介石的狠辣。
部队刚到阜阳，早已虎视眈眈的汤恩伯就围了上来。
这个被称为“中原王”的蒋系干将，早就对东北军的残部垂涎三尺。
紧接着，一纸冰冷的命令从重庆传来：撤销鲁苏游击战区，部队并入汤恩伯的鲁苏皖豫边区。
至于于学忠？
调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这一招“杯酒释兵权”，直接抽走了东北军最后的脊梁。
1943年的那个深秋，阜阳的落叶铺满了一地，显得格外萧瑟。
于学忠交出了印信，脱下了征袍。
他看着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从东北流浪到山东的弟兄们，被汤恩伯的部队一个个带走、拆分、吞并，眼眶湿润。
这一别，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彻底成为了历史。
那个曾经为了给这支军队找条活路，敢拿着金丸去敌后拼命的汉子，终究没能挡住权谋的算计。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军阀是刀，政客是手。
刀再锋利，也斗不过握刀的手。
于学忠保住了名节，却丢了部队。
这或许是一个旧军人最无奈，也最悲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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