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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南宁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清晨的雾气压得人喘不过气。
时任广西区委干部的小李刚走进办公室，就看见谭震林背着手站在窗前，手里捏着份皱巴巴的电报。
"谭老，外面都在传..."小李话没说完，就被谭震林猛地转过身打断："传什么？传韦国清把我封锁了？"老人把电报拍在桌上，玻璃杯里的茶水溅出来，"胡说！那是在保护我！"
1967年春天的北京，空气里都飘着火药味。
散会没三天，他家就被抄了三次，珍藏多年的《资本论》扉页被撕得稀烂，夫人葛惠敏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把浆糊直接糊在她头发上。
谭震林看着镜子里妻子的模样，手都在抖。
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一个操着广西口音的人突然出现在京西宾馆走廊。
韦国清穿着军装，帽檐压得很低，看见谭震林就往旁边的杂物间拽。
"别回钓鱼台，跟我走。"
他声音压得只有两人能听见，这时走廊尽头已经传来造反派的皮靴声。
这俩人从淮海战役时就结下了生死交情，那会儿韦国清管后勤，谭震林在前线指挥，饿了就蹲在战壕里分一个生红薯，泥都顾不上擦。
韦国清把谭震林塞进吉普后座，用军大衣蒙住他的头。
车子一路南下到了桂林奇峰镇步兵学校，最后停在一栋苏联顾问留下的避暑小楼前。
"这墙厚得很，窗户小，外面有枯藤挡着。"
韦国清掏出把铜钥匙，"三个月内别出门，缺啥写条子塞进门口石缝。"
谭震林看着他军装上的褶皱，突然想起淮海战役时他也是这样，把仅有的干粮塞过来，自己饿着肚子去筹粮。
小楼院子就二十平米，谭震林每天绕着转圈，数着步数过日子。
一圈八十步，两百圈就是一万六千步，他跟自己开玩笑："比长征走的路还多。"
最初送饭的小战士把搪瓷碗往石缝一塞就跑，后来慢慢敢在门口站会儿，听谭震林讲革命故事。
有次谭震林写条子要本《孙子兵法》，第二天石缝里不仅有书，还多了包桂花糕。
韦国清每月派人送报纸，《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都用牛皮纸包着。
谭震林发现所有"打倒老干部"的版面都被剪掉了，留下一个个长方形的"天窗"。
有回他问送饭的战士："你们韦政委最近怎么样？"小战士犹豫半天说："前几天造反派冲进办公室，韦政委拍着桌子说这是军事禁区，硬把人赶跑了。"
那会儿保护老干部可是要担风险的，搞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串联"。
1968年冬天特别冷，北京专案组突然要来押谭震林回京批斗。
韦国清直接给机场打电话："谭震林患恶性疟疾，需要隔离治疗。"
对方不信，坚持要派飞机来。
那天晚上，桂林机场的导航设备突然"故障"，飞机在天上盘旋了两小时，最后只能返航。
事后军委办公厅打电话来痛骂，韦国清拿着听筒嘿嘿笑："地鼠能活千年，出头鸟才挨枪子嘛。"
这话后来传到谭震林耳朵里，老人对着墙缝连说了三声"好你个韦国清"。
1973年春天，谭震林恢复工作后第一次见到韦国清。
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里，两个头发都白了的老人对视半天，谭震林突然捶了他一拳："我这条命就是证据！"
后来写报告推荐韦国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谭震林特意加了句"在保护老干部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秘书劝他要不要改得含蓄点，老人把笔一扔："不改！不写出来，我死后闭不上眼。"
1975年那次南宁谈话后没多久，韦国清拎着袋荔浦芋头来看谭震林。
厨房飘出芋头扣肉的香味时，韦国清突然说："那年在桂林，你总念叨想吃这个。"
谭震林夹起一块扣肉放进嘴里，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他想起在小楼里，有次实在馋得不行，写条子要块肉，第二天石缝里就塞进来块腊肉，上面还带着牙印后来才知道是韦国清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的。
谭震林晚年写回忆录《桂林的墙》，特意用三页纸讲这段经历。
"墙外是狂风暴雨，墙内是滚烫的人心。"
他在书里写道，"韦国清用一道看似冰冷的墙，把我挡在死神外面。"
有次电视台来采访，记者问起"封锁"的传言，老人指着书架上的《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他那是用'封锁'当盾牌，护住的是战友的命。"
现在翻开广西档案馆的资料，还能看到韦国清当年保护的老干部名单，张云逸、李天佑...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特殊年代里的战友情，就像桂林那栋小楼外的枯藤，看着蔫不拉几，根却扎得深。
谭震林常说："什么是兄弟？不是酒桌上的豪言壮语，是京西宾馆走廊里那句'跟我走'，是桂林石缝里塞进来的桂花糕，是报告里那句改不了的'党性原则'。"
突然想起老人说过的话："有些墙是用来隔离的，有些墙是用来守护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正是这些用信仰和情义筑起的"墙"，护住了多少滚烫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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