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通报 | 刘志远/李爽/刘思佳/郭秀艳团队综述后悔经验塑造风险决策的理论、证据和机制|刘思佳|李爽|科学通报|郭秀艳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刘志远教授、南京林业大学李爽博士、复旦大学刘思佳博士和郭秀艳教授团队在《科学通报》发表了题为“后悔经验如何塑造风险决策：理论、证据和机制”的综述文章，系统梳理了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理论脉络、行为证据与神经机制，并提出神经振荡传递机制等创新性研究假设，为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恰当的风险决策，不仅关系到个体发展与家庭福祉，也与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因此，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在人类认识世界、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早期研究致力于探索人类如何在风险情境下作出最优决策。后来，“有限理性”的观点认为人们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往往做出的是令自己满意的而不一定是收益最大化的决策。在此基础上，Kahneman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许多因素会使人们在决策时偏离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在这些因素中，后悔情绪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后悔产生于不良风险决策结果诱发的“若当时选择其他选项会得到比当前更好结果”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正因如此，后悔经验与风险决策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经济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在建立风险决策模型时，研究者们不再只关注选项的价值，也开始纳入后悔等情绪经验，以期使机器作出更加贴近人类智慧的决策。

为了更全面地阐释后悔经验如何塑造风险决策，本文首先在行为层面结合研究范式和认知计算模型探讨后悔经验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特点，接着基于相关理论对其心理机制进行阐释，随后从脑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揭示相关神经机制，最后从神经振荡传递机制、生活领域的拓展以及在成瘾行为干预和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等方面对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进行展望（图1）。

图1. 后悔经验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文本框架图

关于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理论解释虽然在研究焦点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解释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行为的多层次框架。简而言之，最小化最大后悔原则对传统行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发起挑战，强调人们在面对决策时，会考虑后悔这一情绪性因素，从而倾向于选择使潜在后悔最小化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后悔理论将选项的期望效用和主观的后悔体验共同纳入决策模型，进一步完善了对人类非理性决策的计算。这两个理论均将后悔体验看做决策过程中的一种非理性因素，而后悔学习理论则从促进学习的角度强调后悔体验对决策优化的积极意义，即先前后悔经验会促使人们不再重复之前的错误决策，具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

文章通过回顾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研究范式发现，回忆法与情景模拟法虽操作简便、利于大样本施测，但其诱发的后悔情绪在即时性与真实性上易受记忆偏差及自我防御机制影响；二择一风险决策任务能有效诱发即时性后悔，便于计算建模，但无法在试次层面量化冒险程度；连续风险决策任务兼具即时诱发与试次级行为量化的优势，但其结构复杂，易引发被试疲劳。因此，在研究实践中，方法的选择应紧密契合具体研究目标，未来研究也可考虑将不同范式相结合，以更全面、生态地揭示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动态过程。

结合神经影像技术与计算建模方法，研究者得以更精准地揭示后悔经验影响风险决策的内在机制。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揭示，包括眶额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腹侧纹状体在内的多个脑区，均参与了后悔经验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脑电图和脑磁图等高时间分辨率技术进一步揭示了后悔经验主要是通过作用于风险决策过程中的反应选择阶段而非价值计算阶段来影响风险决策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包含额区和顶区在内的神经振荡可能也参与了后悔经验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神经科学证据，推测后悔经验在风险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孤立地发生在单一脑区，而是通过改变大脑中不同功能区域间的振荡活动实现。具体而言，后悔经验可能会改变与价值评估相关的脑区和与行动选择相关的脑区之间的振荡耦合模式。这种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可能是后悔经验作用于风险决策的一个关键神经标记物。

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首先，为了增强研究的生态学效度，未来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决策任务，而应拓展至更具现实意义的社会情境和生活领域中的后悔。其次，鉴于成瘾个体常表现出后悔学习能力受损，针对性地采用神经调控或训练策略，增强其后悔学习能力，有望成为一种有效的成瘾干预手段。最后，未来研究可以将与后悔经验相关的信息整合到人工智能的计算系统中，让人工智能学会理解并模拟后悔经验如何修正和优化决策行为，将有助于构建出更稳健、更贴合人类复杂情境以及与人类价值观对齐的新一代决策模型。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郭秀艳教授与刘思佳博士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陕西师范大学刘志远教授与南京林业大学李爽博士为本文的第一作者。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371122, 72501070, 321710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FSHB012)、陕西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5JC-JCQN-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GK20230100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44)以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SJSZ0068)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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