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北京香山的清晨带着薄雾。梁家的几位白发子女围在父母合葬墓前，又在旁侧垒起一方新坟，仅放一方空棺、一块写着“王夫人”的青石碑。有人纳闷：梁家另立衣冠冢，所纪念的究竟是哪位？
追本溯源，要回到一百年前的蜀地。1886年，广元山坳里，一个名叫王桂荃的女婴呱呱坠地。她的命运开局并不算好：四岁丧母，旋即失怙，几经转卖，成了童养媳也做过丫头。命运的辘轳却在1894年拐了个弯——北京闺秀李蕙仙返乡省亲，将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带到京城，改名“王桂荃”，当贴身侍女。谁能想到，日后这位小丫头会在梁家扮演“第二根梁柱”的角色。
梁启超的名字，当时已在科场远扬。1891年，他与李蕙仙完婚后，带着新妇南下乡村。广东的潮热与贫瘠，与李家北京的锦衣玉食截然不同，可李蕙仙撑下来了，也让这个家有了书香与人情味。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清军四处搜捕余党，京师风声鹤唳。李蕙仙不慌不忙，拖家带口奔澳门，再北上天津，最终赴日团聚。那时的王桂荃扮作小厮护送，一路忍饥受冻，却咬牙没掉一滴泪。
流亡岁月艰苦，梁启超口袋空空，是王桂荃在神户摆摊绣花、缝补衣衫，换来一家老小的米面油盐。她无字不识，却跟着学平假名、片假名，成了梁家第一个能和日本店主讲价的人。常有人问：“你一个小丫头，为何这么拼？”她笑答：“跟着先生，是福气，得撑住。”
1900年，梁启超赴檀香山演讲，结识才女何惠珍。长途信件往返，他坦白“心头小鹿乱撞”。李蕙仙没有歇斯底里，只写回去一句：“若是真情，我可为你张罗；若非真意，速断。”理智的点拨让这段异国情缘无疾而终。可她也看得透：自己病体日衰，难再子嗣。她悄悄思量：梁家得后。深夜，李蕙仙唤来王桂荃，握着她的手道：“你跟着咱家最久，这个家以后要靠你。今晚，与先生圆房吧。”王桂荃没出声，只是潸然。
1903年冬，梁启超在神户简办仪式，娶王桂荃为侧室。为了照顾世俗耳目，他称呼她“王姨”，子女直呼“娘”。一年后，长子梁思永降生，接着思忠、思达等陆续来报到。李蕙仙的病却日益沉重，乳腺癌折磨她整整二十载。她临终握着王桂荃的手嘱咐：“家里，全得托你了。”那一刻，两个女人的命运彻底交接。
1929年，梁启超因病去世。灵堂里，九个孩子中多半仍是学生。噩耗之后的家宴上，气氛凝重。王桂荃却先推开碗筷：“书还是要念，好好过日子，别叫你爹担心。”一句话，众儿女抹泪点头。此后，家中经济来源只有稿费残存和出租屋薄租。她缝缝补补，变卖首饰，送子孙们上学。有人问她与其自讨苦吃，不如改嫁。她轻轻摇头：“我姓王，心却早写成‘梁’字。”
抗战爆发，北平、津门相继沦陷。梁家被迫分散：思成为躲避战火辗转昆明，再赴美；思永行走陕甘宁调查考古；思礼随同学远赴美国学工程；思忠投笔从戎，守上海炮台；思宁北上延安。天津老宅只剩王桂荃与几间空屋。米面告急，日伪横行，她白天做针线接济邻里，夜里听广播、记下战况，再偷偷藏进衣箱，等待儿女归来阅读。她常自嘀咕：“他们若能活着回来，有书有学，也算值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年初春，阔别多年的孩子们陆续归来，西单那座四合院灯火通明。除夕夜，饭桌上坐满了人，嬉闹声盖过爆竹。思成举杯：“娘，您辛苦了。”老人笑着摆手：“只盼你们好。”那声“娘”，在她耳边绕了半个世纪。
岁月饶不过人。1966年，她因肠癌住院。白大褂劝她少动，她却拄杖在病房里来回走：“老骨头，锈一锈更疼，得动。”病房一片沉默。两年后，老人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因时局动荡，后事仓促，她被草草埋在村边无名坡，只插了根木棍作记。
时间走到改革开放之后，梁家子女各自功成名就：梁思成绘就《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永开中国田野考古先河，梁思礼把火箭送上太空，而几位姐妹在图书馆学、社会学、考古、文史领域各领风骚。无论身处何方，兄弟姐妹说到母亲时，异口同声：“没有王姨，便没有我们。”
等到1995年，北京拆迁将至，梁家后人将香山合葬墓重新修缮，把当年草埋的那方“无名坡”土取回，收入一具空棺。他们在梁启超、李蕙仙墓旁立起“王夫人衣冠冢”，又种下一棵合欢，称作“母亲树”。落成那天，梁思礼拍拍墓碑，轻声道：“娘，咱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衣冠冢下，依旧是空的。真正的骨殖散在岁月深处，但这方小小封土记住了一个女子：她没读过《天演论》，没登过讲坛，也无“少年中国”那般壮阔梦想，却在半个世纪的乱世中，以布衣之身撑起了一个家。倘若有人再问1995年香山那座新坟为谁而立，答案只有两个字——王桂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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