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夏的南京，梧桐树影斑驳地洒在江苏省委大院的红砖路上。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专车刚停稳，捧着烫金任命书的秘书就快步上前，谁都没想到这次例行公事的任命，会变成一场载入地方党史的“拉锯战”。
73岁的江渭清站在办公楼门口，手里还攥着刚写完的农村调研笔记，面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副总理，他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中央办公厅的话：“这个省委第一书记，我不能当。”
1929年浏阳的秋收时节，19岁的江渭清攥着梭镖加入赤卫队时，大概没想过58年后会有中央领导亲自上门送官。
后来随陈毅南下茅山，雪夜奇袭浒墅关那仗，他带着敢死队摸进日军炮楼，手里的驳壳枪都打红了膛。
当地老乡后来总说“江司令的队伍过处，井台上都要帮着挑满水”，这种带着泥土味的作风，跟着他一路进了南京城。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开进南京那天，江渭清踩着没膝的春雪走进原民国政府办公楼，办公桌抽屉里还留着国民党官员没来得及烧毁的金条。
他当场让人贴上封条送缴国库，自己找了张旧木桌就开始办公。
接下来的十七年里，江苏人记住了这个总穿打补丁布鞋的省委书记：带着技术员在苏北灌溉总渠的工地上啃冷馒头，为了让淮河安澜，他在堤坝上住了整整八个月，后来治淮工程竣工那天，有老农往他兜里塞炒花生，说“江书记，俺们子孙后代都记着你”。
最让人佩服的是1960年困难时期，省委机关食堂每天定量供应的口粮，他总能省出一半送给儿童医院。
秘书心疼他日渐消瘦的身子，偷偷塞给他两个窝头，被他板着脸送回食堂。
那段时间他常说“当干部的要是看着老百姓饿肚子，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自己却天天就着酱油喝白开水，直到水肿的小腿按下去半天弹不起来。
196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戴着“走资派”高帽的江渭清被押到马鞍山钢铁厂时，炉前工的工作服还带着前任留下的汗味。
烧钢的老师傅看他年纪大，想偷偷给他换个轻快活，他摆摆手拿起12斤重的钢钎，说“我年轻时候扛过机枪，这点分量算什么”。
后来转到金坛尧塘公社放牛，牛棚四面漏风，他就着月光用捡来的竹签在泥地上默写陈毅的《梅岭三章》，有社员问他图啥，他笑说“这字里有骨头，能撑着人不趴下”。
最惊险的一次批斗会，有人把“反对毛主席路线”的木牌砸到他背上，他硬是梗着脖子回了句“我反对的是饿死人的做法”。
那天晚上躺在牛棚稻草堆里，他摸着渗血的后背想，要是革命胜利了还要饿肚子，那我们当年扛枪打仗图个啥？这种念头，在1975年春天有了答案。
当苏州地委的同志拿着任命书来找他当顾问时，这个69岁的老人背着帆布包就下了乡，有人劝他“顾问就是养起来的官，不用这么拼命”，他却带着技术员跑遍了240个大队，笔记本上记满了“张家缺化肥”“李家稻子生虫”这样的琐事。
1976年夏天，吴江的稻田里出现了罕见的虫害，江渭清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在田里走了一整天。
晚上在公社办公室整理资料时，通讯员发现他的布鞋鞋底磨穿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
第二天供销社送来新布鞋，他硬是付了钱才肯穿，说“国家的便宜，一分都不能占”。
那年苏州农村的人均口粮从380斤涨到520斤，老百姓说“江顾问来了，饭碗里的米才真正实诚起来”。
1977年7月的南京已经很闷热，纪登奎带着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任命书走进江苏省委会议室时，空调发出的嗡嗡声都盖不住气氛的紧张。
这位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副总理把任命书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就说“渭清同志，中央决定你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江渭清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慢慢说“登奎同志，我今年73了，肺气肿的毛病让我爬三楼都喘，江苏刚从动荡中恢复，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挑重担”。
这场谈话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纪登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他从没见过哪个老干部敢这样当面拒绝中央任命。
江渭清把自己的调研笔记摊在桌上，指着里面的数据说“苏州地区的水稻亩产刚恢复到600斤，淮阴的棉田还有三分之一没施足肥，这时候让我当省委书记，不是让我来摘桃子吗”。
他甚至翻出自己的体检报告，指着“肺气肿并发肺心病”的诊断结论，说“我连会场都坐不满三小时，怎么对得起江苏六千万人民”。
最后纪登奎急了，拍着桌子说“这是组织决定！”江渭清却平静地回答“组织也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他后来跟老战友透露，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那句“不能让江苏再成政治漩涡”。
他太清楚权力顶峰的风险，与其在省委大院里应付各种政治风浪，不如留在基层做点实事。
就这样，中央最终同意他改任中顾委委员，而他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竟是跑到密云县的果园学种葡萄，说“我这把老骨头，还是在泥土里更踏实”。
1997年江渭清去世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1977年那份没拆封的任命书。
信封背面有他用铅笔写的几行字：“当官是为做事，不是为坐位置。”
如今江苏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他当年的农村调研笔记，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的全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这个拒绝当省委书记的老人，用一辈子的脚印告诉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把民心看得比官位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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