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日上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把发展规划司司长纪宝成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
“很吃惊”的纪宝成忙问扩招多少，听到“要比去年增加100万人”时，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这“绝对不可能”。最终，1999年全国扩招了47%，比原计划增加超过50万人。
26年前那个夏天的决定，塑造了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模样。那一年，高考录取比例达到百分之几十，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数字还只是个位数。
1999年的高校扩招成为“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但决策过程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国企改革的阵痛、加入WTO前夜的人才需求，以及亿万家庭对子女上大学的渴望。
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的陈至立曾亲自主持调研，为扩大招生做准备。决策在紧急状态下进行——6月2日下午召开司务扩大会议，4日上午召开部长办公会，7日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方案。
在扩招前，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精英阶段。1980年毛入学率仅有1%左右，1990年也只提升到了3.4%。“考大学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体制由政府完全包办——包招生、包专业设置、包分配工作。这样的体制下，大学难以大规模扩招。
同时，财力也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高校办学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校舍、师资、设备、图书样样需要大量经费，国家“根本供不起那么多大学生”。
高校扩招的决策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首先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通过加大投资和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
高校扩招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投资的重要方向。学生规模扩大带来的教育消费，也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
是为了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1998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在1600万人左右。扩招相当于把年轻人就业时间推迟3到4年，为下岗职工腾出了就业机会。
高等教育本身成为劳动力培训和储备的“蓄水池”。
此外，国家需要高素质人才应对经济发展和加入WTO后的挑战，以及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推行素质教育创造条件。
巨额经费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央连续4年通过国债资金投入120多亿，同时带动地方政府和部门投入150多亿。
更创新的做法是引入社会资金。高校扩招后最紧迫的问题是公寓、餐厅等后勤设施严重不足，全部由政府承担不现实。
将这些设施改为社会化运营，引入社会资金修建，再向社会开放经营管理权，成为当时的重要资金来源。
同时，进一步推动民办高校发展，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决策效果立竿见影。从1998年至2007年，普通高校当年招生数从108万人增加到566万人，高等教育总规模由780万人飙升到2700万人。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这标志着我国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教育从精英阶层走向寻常百姓家。
全国各地新建扩建校区，1999至2002年四年间，新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面积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到1999年50年建设面积的总和。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教育质量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
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言，“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速度上应该“适度超前”，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
他特别指出，精英教育机构不应当来承担大众化的任务，因为两者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全不同。
时光流转至今日，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新阶段。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5年宣布，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2012年的30%提升至60.8%，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教育政策的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放眼全球，高等教育面临共同挑战。美国《2026年高等教育格局报告》指出，经济不稳定、人口变化和人工智能正在推动高等教育发生根本性变化。
报告特别提到，随着传统适龄本科生数量达到峰值，成人学习者、转校生等非传统学生群体成为新的增长点。这与我国面临的学龄人口变化有相似之处。
同时，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教学和学习过程，这要求高校将AI素养融入课程体系。
2026年初，全国各地高校负责人齐聚北京，共商教育强国建设大计。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从高校扩招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那些曾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已成为国家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
当年扩招打开的“优美的阙口”，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储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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