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初，美国檀香山。八十六岁的张学良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位老友从台北打来电话，开口便问：“少帅，这一辈子，最想改写哪一天？”他沉默数秒，只给出两句——“西安事变，不后悔；杨宇霆之死，后悔。”
电话挂断，海风掠过椰叶，张学良抬头看天，语气平静，却让在场的护士愣住。西安事变与枪决杨宇霆，相隔不过七年，却在他心里形成截然相反的重量。追溯这两段抉择，东北的风雪与西北的枯草，同样尖锐，却导向了不同结局。
先说西安。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临潼骊山枪声响起，蒋介石仓皇出逃未果。张学良与杨虎城合力扣押蒋介石，这在当时无异于赌上全部家底。日军已集结在晋北，国共内战却还在燃烧，局势危如累卵。张学良给自己定的底线是：逼蒋抗日，绝不动刀兵。毛泽东在陕北清凉山获悉消息后，当即表示“和平解决为上”。七天协商、三轮面谈、十余份电报，最终换来国共第二次合作。换言之，这一步算是押对了。
可付出同样沉重。1937年张、杨二人押送蒋介石返南京，张学良当即被软禁。自此到1990年，半个多世纪的自由被关在宅院、别墅和军营之间。奇特的是，他始终认为“值”。用他自己的话说：“国家能少打几年内战，总比我多几十年自由重要。”
而在“值”与“不值”的天秤另一侧，摆着杨宇霆。时间回到1929年1月10日，沈阳帅府老虎厅。枪声只有三下，却在东北军心里留下多年阴影。那一天之前，杨宇霆被奉系将领公认为“能筹饷、会打仗、懂工业”的第一谋士。张作霖遇刺殉国后，奉系内部不少人暗地里推崇杨宇霆而非年轻的张学良。矛盾的火药味，从“东北易帜”议题彻底爆发。
1928年底，张学良准备接受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完成易帜，表面上是顺应全国统一，深层是想暂避日本锋芒。杨宇霆则担心蒋介石“过江龙”反噬东北利益。几番争辩无果，奉系高层分裂明显。此时白崇禧、阎锡山频赴奉天，日方驻奉天特务机关也多次暗示“如东北拒易帜，关东军将予支持”。外部诱惑与内部猜忌相互发酵，东北成为一锅快要炸裂的高压汤。
1月7日，杨宇霆为父过寿。表面宴客，实为亮肌肉。蒋介石、白崇禧、甚至日本驻瀋总领事的祝词，全部在杨府的高棚彩灯下朗朗宣读，而张学良到场却被副官以普通宾客待遇安置。于凤至回府后一句“他倒像真正的东三省主人”戳在少帅心口。那夜，张学良反复权衡：若让杨继续坐大，奉系或许分裂；若下手，东北或会失去一员干将。硬币掷了六次，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枪最终响了。
老虎厅血迹未干，张学良立刻发电报宣布“惩治军中魁首，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他命人厚葬杨宇霆、发放抚恤金，试图挽回军心。奉系表面归一，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调动受制，东北丧失过快。有人批评：“若杨宇霆在，或能抗住日军第一轮冲击。”也有人反驳：“若不除杨，奉系当年已先内战。”两派学者争论至今，没有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杨宇霆被枪决的消息传到关东军司令本部，对方竟显得意外，他们本以为奉系会内讧而后倒向自己。事实证明，日本的算盘落空，却也让他们更确信速战速决的重要性。1931年9月18日深夜的爆炸，便是接续剧本。
张学良在被软禁的岁月里，每逢东北旧部来探望，少不了谈到“杨督办”。一次，他对萧军说：“那是东北最会办事的人，可惜我没给他空间。”说罢自嘲地叹气。西安事变则不同，几次回忆录、口述史，张一再强调“那是民族大义”。对比之下，悔与不悔的边界格外清晰——前者关乎个人权衡，后者关乎国家存亡。
有人问，为何同样背负重压，一侧成了无悔，一侧成了遗憾？答案或许在两条时间线的“方向”上：西安事变把分裂的方向拉回统一，把内战的方向拉回抗战；而枪决杨宇霆，则把可能更强势的奉系，提前剪断一翼。方向对了，付出再大也能释怀；方向错了，哪怕事成，也难安枕。
1994年，张学良迁居夏威夷时，曾向记者展示一本发黄的日记。第一页写着：“1929年1月10日，东北风大。”仅此七字，再无下文。有人揣测那本日记本原想记录更多，却被空白吞噬。或许，空白本身就是他留给晚年的惩戒。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檀香山，享年101岁。陪在床边的亲属回忆，他最后几日神志尚清，偶尔会抬手比个“十”。旁人不解，后来猜测是“十二·十二”与“十·一○”，两段刻骨日子叠在指尖，恰好组成一个圆。岁月走完，圆未闭合，悔与不悔依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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