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唐代文学辉煌灿烂，20世纪以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也璀璨夺目。仅就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献考据成果而言，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和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等、郁贤皓先生所撰《李白丛考》《唐刺史考全编》等、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证》等，都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精品力作，建立了严谨学风的典范和实证研究的范式。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也不遑多让，其中文献考据方面，陈尚君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早已享誉学林，《唐五代诗全编》也于2024年问世。若问尚君先生之外，还有哪些同代学人的文献考据成果可以媲美前贤，予必应之曰： 尚永亮、洪迎华著《唐五代贬官流人考》是也。这是继《唐刺史考全编》之后又一部精品力作。此说能否成为四海之共识不敢自是，但自信绝非一己之私言。
难度系数高
就成果的规模而言，《唐刺史考全编》326万字，《唐五代贬官流人考》（以下简称《贬官流人考》）近200万字，虽规模字数不及前者，但难度系数却不遑多让。卞孝萱先生曾在《唐刺史考全编》序中将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与郁先生《唐刺史考全编》比较，说：“担任节度使、观察使者，多是著名的较大的人物，资料收集较易；而担任刺史者，多是不太著名的较小的人物，资料收集较难。况且刺史的人数比节度使、观察使要多若干倍，面广量大，做起来特别费力气。”而唐五代时期贬官流人的数量比刺史更多，任职和名气比刺史还要小，搜集史料的难度更大。因为，节度使、观察使和刺史的名称是固定的，而贬官流人的身份是不确定的，需要著者在海量文献里对每一条史料进行爬梳、对每一个人物身份进行辨识后才能确认他是否属于贬官流人，仅材料搜罗、身份辨识一项，难度就大大超过节度使和刺史，更别说还要对1547人次的州级司马、999人次的长史、357人次的别驾、成百上千人次的司户和县令、县丞、县尉等下层贬官流人进行编年系地考订了。
《贬官流人考》的高难度不仅体现在贬官流人姓名、时间、地点的考订上，还体现在对贬官流人的贬谪原因、贬谪流放前后官职的变化及谪居年限的考订上。《唐刺史考全编》对唐代各州郡刺史的姓名、任职时间和时长进行前所未有的考订，其难度已让人惊叹，自问世以来获得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而《贬官流人考》考订的项目和内容，又比《唐刺史考》更复杂，不仅要对唐五代340余年4453人次的贬流官员进行全面系统的搜罗考索，逐一考定其姓名及其贬因、贬地、贬流时间、贬流前后官职、谪居年限及迁转官职等，还要对历史文献和前贤研究成果中的有关阙误、分歧作考辨说明，难度又驾乎节度使、刺史编年考订之上。
学术意义大
《贬官流人考》以唐五代贬官流人及其事迹编年为考订对象，看起来像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实际上具有多元的文学史意义。书中的贬官流人很多都有诗文作品传世，所以本书无异于一部特殊的文学编年史，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每年全国各地诗人、作家们的活动和被贬流的过程，展示了唐代文士命运的跌落沉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初唐的王勃、杨炯、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盛唐的张说、张九龄、王之涣、王昌龄、王维、高适、李白、杜甫、岑参，中唐的韦应物、刘长卿、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晚唐的李德裕、杜牧、温庭筠等一众大家名流和声名不彰的小作家的身影，看到他们的命运之舟在宦海中颠簸沉浮，这又无异于一部文士命运史，也是一部文坛生态史、文学关系史，其间反映出诗坛文苑各类人物的互动交往以及他们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当然，这部书的学术意义又不限于文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惨烈的政治斗争史、严酷的贬官制度史。其中上演了官场各式各样的相互倾轧、排挤、打击、迫害、阴谋、算计、忌妒，展示了各类各级官员贬流的原因、流程、规制，有当权者的随心所欲，也有制度层面的惯例规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侧面，研究唐五代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的，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聚类的史料和经过审辨的内容。
积累时间长
《贬官流人考》虽然是2024年初夏才定稿成书，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永亮兄开始贬谪文学研究时就有计划。读大学本科三年级时，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后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专攻唐五代贬谪文学，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1993年在台湾地区文津出版社出版，我曾写书评《一篇博士论文，一个研究领域》评述他的学术贡献，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提出‘贬谪文学’的概念，第一次将贬谪与贬谪文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来审视，从此开拓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他眼光独到，视野宏阔，不拘于一人一事的讨论，而从贬谪人物延展到贬谪文学、贬谪文化，先着眼唐代，然后延伸到先唐及两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主要围绕中唐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五大家来探索唐代贬谪文人、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新世纪以来，又曾集中精力，深入探讨先秦时代弃子逐臣的文化现象，发表了系列论文，且将视野下移，论及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拓展到定量分析，用具体资料来统计分析南朝和唐五代逐臣贬官的阶段性和地域性分布。
有了40多年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丰厚的文献积累，再做唐五代贬官流人的编年考订，便成竹在胸，驾轻就熟。学术精品，一定是长时间积累打磨而成。一位学者，几十年如一日，深思熟虑一个领域、一个问题，即使资质平凡，也必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何况像永亮兄这样天生早熟的学术俊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其所著述，能不精深广博！傅璇琮先生为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所作序言说：“陶敏同志，则真正是沉潜于史料的海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限于一家一集，既广泛占有资料，又穷究史源，而其笔力所向，则集中于攻人物考证，看来范围稍窄，却所获极精，也正因为拿出来的是精品，即使人感到内涵的深广。”如用这段话移评永亮的《贬官流人考》，也是很贴切恰当的。
这部《贬官流人考》考论结合，寓论于考，文史融通，其论皆见卓识，其考尽显精审。有理由相信，这部既体现其贬谪文化理论思考深度又考订精邃的巨著，必将推动唐代文史研究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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