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的武汉，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去，汉口兵工厂旁的看守所里响起铁链相碰的脆声。值夜的宪兵推开牢门，他扫了一眼坐在木凳上的中年男子，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中央有人要见你。”男子抬头，神情镇定——他叫陈治平，那年仅34岁。
陈治平出身江苏淮安，早年投身革命时不过十九岁，彼时正是北伐隆隆，他在黄埔三期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军校毕业不久，国共合作破裂，他随周恩来返回苏北组织武装暴动。几年间，陈治平打过淮安、攻过宿迁，组建了红十五军，被推举为军长，锋芒一时无两。
可形势瞬息万变。1932年春，河南省委的地下电台被侦破，陈治平不幸落网。蒋介石将案子交给戴笠，经常数夜长谈。蒋氏想拉拢这位黄埔出身的红军军长，用一句夸张的调侃：“陈先生，黄埔的门可一直没对你关上。”在连番策反与严刑之间，陈治平犹豫了——“肃反”风声传来，几位旧日战友相继遇害，使他对前途突然迷茫。
数周后，陈治平写下一纸“自首书”，随戴笠赴沪。叛变的消息像撕裂的口子，连带着江苏省内几个秘密交通站被洗劫，党组织损失惨重。彼时的上海租界暗潮汹涌，街角咖啡馆里隔三差五有人被带走，陈治平则摇身变作“南京市实验区主任”，开始替国民党“清剿”地下党。
值得一提的是，陈治平在日常生活里仍带着《共产党宣言》，夜深翻阅，眉头紧锁；白昼却照样穿洋装赴宴，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与西方记者之间。他在贵州整顿党务期间，有官员发现他案头的列宁全集，不禁嘀咕：“这人到底站哪一边？”
时间来到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彻底改变了格局，陈治平不顾过去“叛徒”诸多骂名，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贵州抗日动员大会上，他握拳高喊“流尽最后一滴血守住西南大门”，场面震撼。多年军职与宣传经验让他在地方颇具号召力，数万青年应声从军。
1941年冬，他调任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专员。一次傍晚，他乔装走进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徘徊，透过玻璃看见周恩来在灯下批阅文件，却终究没有推门。陈治平返回寓所，对身边人低声感叹：“终究无颜相见。”一句自白，泄露了他的矛盾心境。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急于内战。陈治平联合部分国民党内不满人士，组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主张新三民主义、反内战、反独裁。这个松散的地下网络在上海、广州、北平都有支部，他被人戏称“当代信陵君”，因为常拿自己的工资替同盟成员抚恤被捕家属。
1949年2月，上海形势陡紧。汤恩伯的高参潜入“孙盟”，开列逮捕名单。5月24日凌晨，法租界西摩路一处阁楼会议点被一锅端，陈治平落入囚车。审讯室里，一名军官拍桌叱问：“你到底属共还是属蒋？”陈治平苦笑：“天下未分，谈何所属。”
5月26日清晨，处决令签发。枪声响在闸北宋公园小道，陈治平终年51岁。目击者说，他倒下前喊出八个字：“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喊声传进了刚进城的地下交通员耳里，也随之送到中共前委案头。
1949年10月，北京天安门城楼礼炮作响。随后，政务院依据周恩来建议，将陈治平列为革命烈士，证号00253，理由是“所作贡献抵销所犯错误”。相关文件归档于上海市军管会。
然而风云再转。1962年秋，甄别历史遗留问题的大会在上海召开。多份档案显示，陈治平在1933年至1935年间配合军统破坏地下党，证据链完整。有人提出：“烈士”称号与此前叛变事实冲突。经过讨论，决定撤销荣誉。次年春，上海市民政局正式下文，烈士名册删去陈治平名字。
这一决定在干部中引发议论。有人替他惋惜，有人痛斥“立场摇摆”。史料记载，作出结论时的评价是：“革命有功，叛变有罪，两者均不应抹杀。”措辞谨慎，亦反映了那段复杂心态。
1981年，统战部门复查数百名早期革命者档案，陈治平案卷再被翻开。会议纪要确认：陈治平不能按叛徒特务定性，但享受烈士待遇也不妥，当年的处理维持不变。此后四十余年，此案再无改动。
陈治平的一生，从黄埔学生到红军军长，从被捕投敌到呼喊口号就义，轨迹极端曲折。前后十九年足迹遍及苏北、沪宁、贵州、重庆，他的功和过交织，留给后人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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