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1日凌晨三点，鸭绿江北岸的大坝机场仍闪着稀疏灯光，机务兵们裹着棉衣往米格-15机腹下塞进最后一箱炮弹。发动机点火的轰鸣划破寂静，年轻的航空兵李汉把氧气面罩往下一拉，脑中只剩一个念头——守住朝鲜上空的这条生命线。
短短十四个月前，也就是1949年11月11日，新中国空军刚挂牌时，能起飞的拉-9、拉-11螺旋桨机加起来不到五十架，飞行员大多出自八路军炮兵或东北老航校，喷气式战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杂志里的黑白照片。而此刻，他们脚下的银色米格-15却搭载涡喷VK-1发动机，平飞时速可破千公里，爬高率是老飞机的两倍。苏联提供的这批喷气机意味着空战规则被改写——只要飞得够快，美军轰炸机就不再能像在练靶场那样悠闲。
米格-15运抵东北的时间是1950年10月。那天装箱列车刚滑进安东站，空军司令部就下了死命令：“所有飞行、机务、雷达、地勤立即进驻旅顺进行突击转型。”真正的困难却在课堂之外：教材是俄文，座舱标识也是俄文，很多飞行员连俄语字母都认不全。翻译王希季索性把操作口令写在硬纸片上贴进座舱，左手襟翼、右手减速板，就这样硬背硬飞。白天理论夜里实训，两个月后第一支换装部队宣告成军。
训练尚未结束，朝鲜战场局势已逼到喉咙口。第一、第二次战役中，美军依仗F-80、F-84、B-29狂轰滥炸，志愿军地面部队在砾石坑里抬头，看见的几乎都是敌机尾焰。1951年初，美空军出动量超过2400架次，企图切断志愿军后勤线。彭德怀连发急电要求空军“必须顶上去”，空军司令刘亚楼回六个字：“是硬骨头，也得啃。”
就在1月21日上午七点半，接替警戒的李汉、王海编队升空。雷达报告十点钟方向出现F-84群，他们立刻加力爬升，横穿云幕俯冲插入敌群。李汉首先咬住僚机，800米距离扣动两门N-37机炮，火舌一闪，那架F-84的右翼油箱爆成火球。“打下来了！”无线电里有人喊。本来自信满满的美军飞行员被突如其来的高速机抢占优势高度，阵型瞬间混乱，只得急坠逃命。首战告捷，志愿军航空兵实现零的突破，也让美军意识到“喷火龙”来了。
有意思的是，早在首战前三天，苏联顾问还提醒中方：“损失过大就退到江北。”可彭德怀不同意，他要的不是保存飞机，而是夺回制空权。“飞机是宝贵，但战士士气更贵。”这句话后来刻在飞行大队会议室的墙上。事实证明选择强攻并非莽撞——截至1951年6月，志愿军航空兵已击落击伤美机103架，守住了“米格走廊”，也为地面部队第三、四次战役赢得喘息。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飞行员的总飞行小时不足美军零头。以后来名气很大的韩德彩为例，上阵时不过19岁，喷气机体验时长200小时，机炮射击小时更少。然而他在1953年4月7日大坝机场上空与“王牌中的王牌”费希尔交手，一通急转盘旋后将敌机打成筛子。费希尔跳伞落地被俘，仍嚷嚷着：“我要看看那个中国小子。”当得知对方连二十岁都没到，他沉默了。短短一分钟缠斗，任何华丽战术都比不上“敢贴上去”的胆气。
“保住飞机！”是飞行前会必提的口令，但李永泰的故事说明，有时护机靠的是技术加一口气。1951年秋，他的米格-15在云端被四架F-86围攻，机身被打穿几十个洞。仪表盘乱闪，他干脆放掉空速计，凭经验操纵，一路滑翔回到盘锦野战跑道。机尾拖着火星，滑行一百多米才停，机务兵凑近一看，全机框架几乎被打断，苏联顾问感叹：“这不是飞机，是飞回来的铁棺材。”从那以后，“空中坦克”成了12团的外号。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根据中美双方统计，志愿军航空兵在两年零八个月的空战里击落美机230架、击伤95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修改《空袭中国东北预案》，原因很简单：不再拥有稳胜把握。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喷气时代的理解一夜之间跨越了十年。战后不到半年，沈阳开始仿制米格-15，编号歼-2；1955年接着生产米格-17型歼-5；再往后，歼-6、歼-7、歼-8相继问世，直到进入三代机阶段，才真正摆脱“拿来主义”。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张考卷，中国航空工业的起跑线至少要推迟半个时代。那批从米格-15座舱里爬出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总师、师长、试飞员，把战斗经验写进了教材，也把“冲上去再说”的火热劲头写进了中国飞行文化。米格-15在博物馆里蒙尘已久，但机头上的九颗红星依旧醒目，它们代表230场空中胜果，更标记着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起跳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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