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灯火璀璨，新中国第一批将星在此诞生。坐在观礼席后排的老战友推了推身边人，压低嗓音说：“那位大个子的少将，当年差点没命。”目光顺着手指望去，只见秦基伟胸口金星闪闪，神情沉稳，很难将他与十八年前祁连山的风雪、凉州暗牢联系到一起。
要理解秦基伟授衔那一刻的从容，得把镜头倒回1937年初。1月中旬，西路军连占高台、临泽，准备就地筹粮，创立甘北根据地。马家军闻讯而至，披坚执锐，铁骑卷起漫天黄沙。此时，秦基伟不过21岁，却被推到临泽守城的最前线。
临泽城墙不高，城内多是勤杂人员与辎重车队。秦基伟走上残缺女墙，对着围拢来的战士说道：“咱们人少枪少，靠的是心。”这句简单鼓动后来被不少参战者反复提及。城外的马家军先是冲锋，继而拆门，再后来竟在云梯上铺了地毯般的毡片——防石头。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守城者却硬生生顶住三天三夜，直到总部命令撤出。
夜幕掩护下，守军分批突围，秦基伟留一个班殿后。马家军追得急，他索性回身打冷枪，拖慢敌骑速度。队伍安全抵达倪家营子后，来不及休整，又被几倍于己的骑兵围住。三道流沟一战持续十一天，弹尽粮绝，徐向前下令分散向祁连山。踏进山口的那夜，呼啸的北风夹着雪沫扑面，风声像利刃刮人脸，许多人衣衫单薄，脚底却是齐膝深的积雪。
秦基伟奉命带四十余人化整为零。后来人越打越少，最后和他并肩的只剩三人。干粮尽、火种灭，几个人靠嚼冰渣维持体力。为了活命，他们下山寻找食物。在一条不起眼的山沟找见牧民帐篷，用子弹换了只瘦羊，还借了口火锅。热气刚升起，枪声骤响，山口瞬间亮起火把。原来帐篷主人趁隙报信，盼着高额赏金。
一阵乱枪之后，对方竟停了火，显然想活捉。秦基伟摸向手枪，“打不过就留子弹给自己。”同伴一把抓住他：“还没到绝路！”短短七个字，是整支游击队最后一次对话。
俘虏队伍在沙漠和盐碱地拖行一天一夜，被押到马禄旅营地。马禄在“西北三马”里算开明，先是封锁消息，再逐个审问。秦基伟报出假名，声称新兵。审讯官端详他半天，怀疑口音不像西北人，“南方腔调，怕是老共。”他干脆自嘲：“当过连长，可那连长也没委任状。”含糊其辞，倒真把对方绕晕。
偏偏世事难料。凉州监牢里关着一名叛变的排长，此人认出秦基伟，当着看守嚷道：“他是团长，凶得很！”一句话险些置人于死地。审讯卷土重来，秦基伟稳住情绪：“最多新兵训练官。”敌方对照花名册，找不到明证，只得把他列为“可利用的下级军官”，监号从重犯房换到普通房。
没过几天，又一个叛徒跳出来，说秦基伟是徐向前手下参谋。事情似乎更棘手，却意外扭转局面。在马家军眼中，总指挥部参谋颇有价值，能换情报，能要赎金，于是待遇升级，看守也改口叫“秦参谋”。狱中生活依旧艰苦，但多了活动空间。秦基伟抓住机会，与徐立清、方强等人筹建“狱中支部”，设法联络被关押的西路军干部。
1937年4月，被俘人员押往兰州交胡宗南处理。行至兰州郊外的一个夜晚，秦基伟暗示同列“军官队”的同志：若要逃，就趁今晚。月色朦胧，守卫困倦，铁丝网外是一片坍塌土墙。他们撬开木桩，十余人鱼贯而出。有人踩碎瓦片发出脆响，守兵惊起，但黑暗中分不清方向。短暂混乱里，秦基伟已经翻过土墙，钻进枯草滩。
几天后，他与方强等人抵达宝鸡附近的交通站，再辗转延安。四个月的苦斗与囚徒生涯，终于划上句点。延安窑洞里迎接他们的，是徐向前一句脱口而出的感叹：“活着回来就好！”
秦基伟之后历任旅长、师长，参加百团大战、晋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赴朝指挥团级部队，1955年晋升少将。授衔典礼散场时，有人问他最难忘哪个瞬间，他笑笑没有回答，只把目光投向西北方向。那片沙漠里，有一座已被岁月吹平的土城，和几个在风雪中倔强站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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