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18日，北京细雨沉沉，首都机场跑道雾气未散，一架从香港转飞而来的客机缓缓停下。机舱门开启，77岁的李宗仁扶着扶手走下舷梯，十余台照相机的快门此起彼伏。看似普通的一次迎接，却牵出半个世纪的纠葛与宿怨。周恩来握住李宗仁的手时，旁边站着的便有一位头发花白、神情肃然的大将——张云逸。
飞机落地仅三天，一件看似“反常”的安排便悄然发生。李宗仁谢绝了数位元帅、国民党旧友的主动造访，自己提着公文包，坐上中办配给的小吉普车，直奔北京南池子三条22号。门口值班战士报完姓名后，屋内传出一句低沉的话：“请进。”躬身答礼，李宗仁先是一个标准的立正，随后九十度俯身，动作干脆，没有半点犹豫。
照理说，昔日敌对双方能否见面，要看彼此心结能否解开。张云逸早在迎接名单上看到李宗仁姓名时，心里打过鼓。他曾向组织汇报：“从个人情感说，真不想相见，但党的决定应当执行。”最终，还是换上了深灰色中山装，桌上摆好两碟花生米与一壶绍兴老酒。对于两位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这场会面不需太多寒暄。
把时间往前拨。1909年，16岁的张云逸加入同盟会，次年李宗仁也递了入会申请。广州街头，两人初识时不过一场静默握手，无人料到未来命运大相径庭。1911年黄花岗起义，张云逸在炸弹队担任队长；李宗仁虽未亲赴广州，却在广西秘密联络会党。两名青年同怀反清之志，这是两人相处最和谐的年头。
北伐时期，两人又在同一顶军旗下出征。张云逸于第四军任职，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午后军营里，他们常摊开《资治通鉴》比划阵图。张云逸半开玩笑问：“真能盼到强国之日吗？”李宗仁摇头苦笑：“看不到也得给后人铺条路。”一句话，说尽当时革命者的共同心态。
1927年4月的清晨，长沙电台传来蒋介石清党命令，枪声撕裂合作。张云逸转身投入共产党，李宗仁则成为桂系主将。短短几个月，旧友变成“黑名单”上的名字。两年后，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横空出世。桂系当局悬赏通缉张云逸，“活捉者赏大洋一万”。追剿令正是李宗仁亲笔签发。此后十余年，两人战场交锋无数，血债深埋。
抗战爆发后，形势生变。1937年9月，张云逸受命赴广西统战。他与李宗仁在桂林小坐。窗外蝉声阵阵，屋里气压却低得吓人。李宗仁抿口茶，率先开口：“大敌当前，旧账能否稍后？”张云逸点头：“可以先救国，后算账。”一句互相试探的简短对话，为桂系表态抗日铺了路。
台儿庄战役前夜，津浦铁路南段炮火连天。张云逸率新四军游击，吸引日军注意，为李宗仁在正面战场争取了宝贵一天。此役中国军队首次拿下大捷。事后双方未曾互通庆功电，却都明白，暂时的合作挽回了民族士气。惋惜的是，统一战线随后遭到破坏，双方关系再次下坠。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拘捕张云逸妻子韩碧及幼子张远之。得知消息，张云逸拍案高呼：“同胞竟下此毒手！”当天即向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连发三封电报，句句质问，措辞凌厉。四处周旋之下，母子才于当年9月获释。这段记忆，成为李宗仁多年后深感内疚的缘由之一。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名存实亡，拒随政府去台，转往纽约。与此同时，张云逸率领大军进入两广，主持广西改造。两个人的轨迹以最鲜明的方式分叉：一个在异国街角看报纸回味旧日官邸，一个在南宁召开土改动员会听农民代表发言。
到了1965年，回国决定并非易事。李宗仁担心个人安危，也担心旧部下的观感。周恩来多次写信动员，还特意让与其有私交的张治中做工作。4月，国务院发出正式邀请函。李宗仁从纽约飞巴黎，再到香港，辗转抵京时已是筋疲力尽。落地当天，他看到张云逸站在人群中，心里五味杂陈，“终归要面对”。
南池子小楼里，两位老人对坐，茶香升腾，窗纸透光。李宗仁先举杯，声音沙哑：“往事不堪回首，罪过由我。”张云逸摆手：“国家完好就行，人之私怨算不了什么。”三杯酒后，对话渐入正题。李宗仁向张云逸详细询问广西十六年巨变：耕地怎样分？族群矛盾如何化解？张云逸把情况娓娓道来，不加自夸也不刻意掩饰。对于旧日统治区的现状，李宗仁既惊且叹。
这场会面并未对外公开细节，但有工作人员留下只言片语：“当晚灯亮到凌晨两点，屋里时而低语，时而长叹，无争吵。”翌日早晨，李宗仁离开，门口台阶上驻足片刻，转身向屋内再次鞠躬，才踏上返回钓鱼台的车辆。警卫记录，车窗拉下，老人手背轻抚双眼，沉默良久。
不久后，毛泽东在游泳池畔接见李宗仁，评价“回来就好”，对过去是非轻轻带过，并嘱托：“安心养病，多写回忆录。”文件显示，李宗仁归国后提交书面报告，主动肯定统一战线政策。那份报告写得极为谨慎，却透出一句真心话：“所见所闻，与旧日传言迥异。”
张云逸1974年病逝，享年81岁。李宗仁次年在北京去世，终年79岁。两人并未再见，却保持了书信往来，封封信稿依旧存放在中央档案馆。一笔旧怨，由民族危亡时期的并肩，再到内战的殊死，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释怀，历时六十余年翻覆。对局外人而言，难解的恩怨；对当事人而言，不过是时代推着人走，走到尽头，各自卸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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