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冬天格外冷，南方的湿寒像细针一样往骨头缝里钻。腊月二十八，父亲回来了，带着一个我们从没见过的男人。
那时我十岁，趴在窗台上看着那辆出租车停在院门口。父亲先下车，然后转身，很自然地伸手扶了一下后面的人。这个动作让我愣了愣——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是会照顾别人的那种人。
母亲已经迎了出去。她系着那条用了好几年的碎花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今天要蒸过年的馒头。
“回来啦。”母亲的声音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欢喜。父亲常年在外省做生意，一年回来两三次，每次不超过十天。
父亲点点头，指着身后的男人：“这是小李，我同事，家远回不去，跟咱们一起过年。”
我这才仔细看那个叫小李的男人。他看起来最多三十岁，比父亲小整整一轮还多，穿着米白色的羽绒服，围着灰色羊绒围巾，皮肤很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朝母亲微微躬身：“嫂子好，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快进屋，外面冷。”母亲忙不迭地说。
小李提着一个看起来很贵的皮箱，父亲拎着简单的行李袋。进屋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小李很自然地换上了母亲递过去的棉拖鞋，而父亲站在那里等，等小李换好了，母亲才把另一双给他。
腊月二十九，母亲开始收拾客房。那间房平时堆杂物，只有外公外婆来时才临时收拾。母亲换上新被褥，把窗户擦得透亮，还特意买了盆水仙花放在窗台上。
晚饭时，母亲说起客房的安排：“都收拾好了，小李你看还缺什么就说。”
小李看了一眼父亲，父亲正在剥虾，头也没抬：“客房太久没住人，阴冷，不能招待客人。”
桌上安静了几秒。母亲说：“我收拾了一下午，被子都晒过了，不冷的。”
“我说不行就不行。”父亲的语气很硬，“那房间朝北，冬天跟冰窖似的。让人家住那儿像什么话？”
“那...让小李睡睿睿的房间，睿睿跟我们睡？”母亲试探着问。
我紧张起来。虽然才十岁，但已经开始渴望有自己的空间，何况我的房间里贴满了《四驱兄弟》的海报和奥特曼贴纸，绝不想让陌生人住。
小李放下筷子，轻声说：“刘哥，要不我住招待所吧，别给嫂子添麻烦。”
“大过年的住什么招待所！”父亲突然提高声音，然后转向母亲，“这样，让睿睿跟他妈睡，小李跟我睡主卧。”
空气凝固了。母亲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低头扒了一口饭。我看看父亲，又看看小李，后者垂着眼，耳根有点红。
那晚，我抱着枕头去父母房间时，母亲正坐在梳妆台前发呆。梳妆台上放着父亲和小李在客厅下棋的照片——下午我偷偷用傻瓜相机拍的，洗出来才发现，照片里父亲笑着看小李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温和。
“妈，爸为什么不让李叔叔住客房？”我问。
母亲像被惊醒似的，勉强笑了笑：“客房条件不好，你爸要面子。”
“可是李叔叔只是同事啊。”
母亲没回答，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睡吧，明天要去爷爷奶奶家。”
年初二，我们按计划去乡下爷爷奶奶家。父亲开着他那辆桑塔纳，小李坐副驾驶，我和母亲坐后座。三个小时的车程，父亲和小李一直在聊天，从路边的树聊到天上的云，从经济形势聊到诗词歌赋。我从未听过父亲说这么多话，更没见过他笑这么多次。
母亲全程沉默，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农田。
爷爷奶奶见到小李很惊讶，父亲还是那套说辞：“同事，家远，一起过年。”奶奶嘟囔了一句“哪有带同事回家过年的”，被爷爷用眼神制止了。
在乡下的三天，分配房间时又出现了问题。爷爷奶奶家只有两间卧室，爷爷奶奶一间，另一间原本是父母带我住。最后的结果是，爷爷奶奶带我去他们房间睡，父亲和小李睡一间，母亲睡在堂屋临时搭的床铺上。
我记得那晚起夜，经过堂屋时看见母亲还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黑暗中的房梁。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脸上，亮晶晶的，不知是不是眼泪。
年后父亲又走了，带着小李。生活恢复原样，母亲继续在纺织厂上班，我上学。只是母亲变得更沉默，常常做着饭就发起呆，烧糊了好几口锅。
事情的败露是在半年后，一个周日的下午。
电话铃响时，母亲正在教我包饺子。她擦了擦手去接，起初“喂”了一声，然后整个人僵在那里。我听不见电话那头说什么，只看见母亲的脸色一点点变白，握着听筒的手指关节发白。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在发抖。
“你...你再说一遍？”
“不可能...”
母亲突然尖叫起来：“你胡说！”然后狠狠摔了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失态。她瘫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却发不出声音。我吓坏了，去拉她的手：“妈，你怎么了？谁的电话？”
母亲猛地抱住我，抱得那么紧，我几乎不能呼吸。她在哭，不是抽泣，是那种从身体深处发出的、压抑的呜咽，像受伤的动物。
后来我知道，电话是小李打的。他说他和父亲不是同事，是恋人，在一起三年了。他说父亲娶母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应付社会眼光。他说那次春节，是他们故意的，故意睡一张床，故意在母亲面前亲密，因为他们受够了“偷偷摸摸”。
他说：“嫂子，你放手吧，他不爱你，从来都不爱。”
母亲没有跟父亲对峙。她变得很奇怪，有时一整天不说话，有时突然说很多，说她和父亲相亲那天他穿了什么衣服，说婚礼上他喝醉了说的胡话，说我出生时他笨拙抱我的样子。
然后她开始自言自语，说“都是假的”、“我真是个傻子”。
父亲回来过一次，发现母亲的状态不对，带她去看医生。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父亲请了假在家陪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母亲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时会平静地对父亲说：“离婚吧，我放你自由。”糊涂时会抓着他的手哭：“你为什么要骗我？”
父亲总是沉默。
那年秋天，母亲出走了。没有留言，没有告别，只是在一个平常的清晨，没有像往常一样叫我起床。她的衣服少了几件，抽屉里的存折和身份证不见了。
父亲疯了似的找她，报了警，登了寻人启事，去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两个月后，舅舅在邻省的一个小县城找到了母亲。她在那里租了间房，在菜市场帮人看摊位，没人知道她的过去。
舅舅说，母亲见到他第一句话是：“别告诉他我在哪。”
父亲去接过一次，母亲隔着门说：“你走吧，我不回去。那张床我睡不下去了。”
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通过律师办的。父亲把房子和大部分存款留给了母亲，她没要房子，只要了一小笔钱，继续留在那个小县城。
我跟着父亲生活。他开始酗酒，生意也一落千丈。有时喝醉了，他会抱着我哭：“爸爸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
小李后来离开了父亲。听说他受不了父亲的消沉和酗酒，去了南方。父亲没有再找伴，一直独身。
很多年后，我已经大学毕业，去那个小县城看过母亲。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半，在社区幼儿园做保洁。见到我，她很平静，像接待一个远房亲戚。
我带她去吃饭，小心翼翼地问起当年。
母亲看着窗外熙攘的街道，很久才说：“其实我早该知道的。你爸看他的眼神，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看同事，也不像看朋友。”
“那你恨他吗？”
“恨过。”母亲喝了口茶，“现在不了。他也苦，那个年代，那样的事...我们都是被捆着的人，只是捆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电话...”
“小李后来给我道过歉。”母亲淡淡地说，“他说他那年太年轻，太想争个名分，用了最伤人的方式。他说你爸知道后打了他，那是你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人。”
我愣住了。这事父亲从未提起。
“你爸是个懦弱的人。”母亲总结道，“想两全，结果都伤了。但说到底，谁不想两全呢？”
送母亲回住处时，她站在楼下，忽然说：“你知道那年春节我为什么坚持要收拾客房吗？”
我摇头。
“因为我宁愿他是嫌弃客房条件不好，宁愿他是要面子，也不愿去想那个最可能的真相。”母亲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人就是这样，能骗自己的时候，就拼命骗自己。”
她转身上楼，背影有些佝偻。我想起那年春节，她系着碎花围裙站在院门口的样子，眼睛里还有光。
如今那光灭了，但人还活着，平静地活着。这大概就是生活最残忍也最慈悲的地方——它摧毁你，然后给你足够长的时间，学会与废墟共存。
而我，那个曾经趴在窗台上看父亲扶小李下车的小男孩，也终于长大到能够理解，那一年春节的主卧里，睡着三个人的悲剧：一个无法言说的爱，一个无法面对的真，和一个夹在中间、最终被真相击垮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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