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叫周秀兰，我叫李安然。这两个姓氏并肩出现在我家户口本上，已经二十七年了。
我爸在我三岁时车祸去世，我妈没改嫁，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外婆劝过她让我改姓周，“这样才是周家的人”，我妈摇头：“安然是她爸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念想了，不能改。”
就为这句话，舅舅周建国很多年没登我家的门。
记忆里最深刻的是小学六年级那个冬天。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兴冲冲跑回家，看见舅舅坐在我家破旧的沙发上，我妈站在一旁，脸色很难看。
“姐，不是我说你，”舅舅吐着烟圈，“安然毕竟姓李，是外姓人。你辛辛苦苦供她读书，将来她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我们周家的资源，应该留给周家的孩子。”
他说的是“周家的资源”——其实不过是我妈省吃俭用存下的三千块钱，原本说要给我报个数学辅导班。
“建国，安然是我女儿。”我妈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她姓什么都是我的女儿。”
“可她不是我们周家的女儿！”舅舅站起来，“我家强子也上六年级，他是周家的根，这钱应该给他用！”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成绩单被捏得皱巴巴。十一岁的我第一次明白，原来姓氏是一道墙，能把最亲的人隔在两边。
最后那三千块还是给我报了辅导班。舅舅走时摔了门，我妈抱着我哭了很久。她的眼泪滚烫，滴在我脖子上：“安然，别听他的。你就是妈妈的全部，跟姓什么没关系。”
那之后，我和妈妈像是签订了某种无声的盟约。我们更努力地活着——妈妈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接手工活；我拼命读书，奖学金从没断过。我们住在四十平的老公房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但我们的存折上的数字，每个月都会增加一点点。
高考我考上了上海的重点大学，妈妈把存折里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三万六千块，厚厚的一沓。交学费那天，她一张张数给收费处的老师，手在抖，但眼睛亮得像星星。
大学四年，我兼职三份工，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毕业后进了外企，从月薪八千做起，每年涨薪，每年给妈妈的钱也在涨。她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我们终于不用再数着钱过日子了。
工作第七年，我升了部门经理，年薪税后六十万。那个春节，我和妈妈坐在家里算账。
“妈，咱们有多少钱了？”我问。
妈妈拿出三个存折——她自己的退休金账户，我的工资卡副卡，还有一个我们共同的定期账户。她戴上老花镜，一个个数字念出来，我在计算器上按。
“九十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二块八毛。”我报出最终数字。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我们同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二十七年，从三千块辅导班费都差点被人夺走，到有了近百万存款。这对很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们，这是用半生时间垒起来的一座山。
“安然，咱们买房吧。”妈妈抹着眼角，“买个向阳的，有电梯的，离医院近的。妈妈老了，爬不动楼梯了。”
“好！”我抱住她，“咱们买！买三室，您一间，我一间，还有一间给您当书房，您不是一直想学国画吗？”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看房。每个周末，我开车带妈妈穿梭在上海的各个楼盘。妈妈拿着小本子，认真记下每个房子的优缺点：这个户型好但太贵，那个便宜但楼层低，这个小区绿化好但物业费高...
我们看了三个月，终于看中一套。内环边上的次新房，九十二平，三室两厅，总价六百五十万。首付百分之三十五，正好把我们的存款全拿出来，再贷点款，我的工资完全能覆盖月供。
签意向书那天，我和妈妈手挽手走出售楼处。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妈妈抬头看着天空，长长舒了口气：“你爸要是能看到今天，该多高兴。”
就在我们准备签正式合同的前一周，表哥周强来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个表哥。他比我大五岁，初中辍学，做过保安、快递、装修工，没一样干长久。去年听说他结婚了，女方要求买房，他一直凑不出首付。
他提着一箱牛奶站在我家门口，脸上堆着笑：“姑，安然，好久不见。”
妈妈愣了一下，还是让他进来了。我心里却警铃大作——无事不登三宝殿，尤其是周家的人。
果然，寒暄不到十分钟，周强切入正题。
“姑，听说你们要买房了？”他搓着手，“真好啊，安然有出息。”
“嗯，看了套房子，准备定了。”妈妈淡淡地说。
“那个...姑，我也有事想求您。”周强坐直身子，“我和小娟看中了一套房，首付要八十万。我们俩攒了二十万，还差六十万。您看...您能不能先把您的钱借给我？我保证三年内还清！”
我和妈妈对视一眼。妈妈开口：“强子，不是姑不帮你。我们的钱要付首付，合同都快签了。”
“哎呀，你们可以晚点买嘛！”周强急了，“姑，我是周家的独苗啊！我买房是为了给周家传宗接代！安然她...她毕竟姓李，是外姓人，你们母女俩住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先把钱给我用，等我周转开了，肯定还你们！”
“周强，”我忍不住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妈的钱，她想给谁用就给谁用。再说了，我们买房是我们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周强站起来，“姑姓周，我姓周，我们才是一家人！你是外姓的，将来嫁人了，这房子就成别人家的了！我们周家的钱，怎么能流到外姓人手里？”
二十年前的那一幕重演了。同样的逻辑，同样理直气壮的索取，只是数额从三千变成了近百万。
“周强，你出去。”妈妈的声音冷得像冰，“我家不欢迎你。”
“姑！您怎么这么糊涂！”周强还不死心，“我是您亲侄子，周家唯一的男丁！您不帮我帮谁？安然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您指望她养老？别傻了！”
妈妈走到门口，拉开门：“滚。”
周强走了，气急败坏地扔下一句话：“你们会后悔的！”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三天后，舅舅周建国亲自来了。还带着舅妈，两人提着一堆保健品，脸上挂着虚伪的笑。
“姐，强子不懂事，我批评他了。”舅舅一进门就说，“不过姐啊，强子的话虽然难听，理是这个理。安然毕竟不姓周，咱们周家的钱，还是应该用在周家子孙身上。”
我看着这个已经十年没登门的舅舅，突然觉得可笑。血缘到底是什么？是困难时的避而不见，是富裕时的蜂拥而至，还是一套可以随时搬出来绑架亲情的陈旧逻辑？
“建国，我明确告诉你，”妈妈这次连茶都没泡，“我的钱，是我和安然一起攒的。每一分都有安然的心血，她比我出的还多。这钱，只能用来买我们母女俩的房子。你们不用再惦记了。”
“姐！你怎么这么固执！”舅舅也火了，“我是你亲弟弟！强子是你亲侄子！我们才是一家人！李安然她姓李！她不姓周！”
“她姓什么都是我女儿！”妈妈的声音陡然提高，“我守寡二十七年，最苦的时候你们谁帮过我？安然发高烧住院，我借钱交医药费，给你打电话你说没钱。安然考上大学，你们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现在我们有了一点钱，你们倒想起是一家人了？”
舅舅被噎得说不出话。舅妈在一旁帮腔：“大姐，话不能这么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周家就强子一个男丁，你不帮他谁帮他？将来你老了，还不是得指望侄子？”
“我指望我女儿。”妈妈一字一句地说，“我生她养她，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至于你们，从今天起，我们两家不用来往了。”
“周秀兰！”舅舅拍桌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敢把这钱给外姓人买房，我就没你这个姐姐！”
“随便。”妈妈拿出手机，当着他们的面，拉黑了舅舅一家的所有联系方式——微信、电话、甚至连支付宝好友都删了。
舅舅和舅妈骂骂咧咧地走了。门关上的瞬间，妈妈瘫坐在椅子上，手在发抖。
我走过去抱住她：“妈...”
“安然，”妈妈靠在我肩上，“妈妈只有你了。”
“我也只有您。”我轻声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家。不需要那么多亲戚，不需要那么多道理。就我们俩，够了。”
那天晚上，妈妈翻出老相册。有一张她和爸爸的结婚照，爸爸穿着中山装，妈妈穿着红裙子，两人笑得灿烂。还有一张我三岁时的全家福，爸爸把我举在肩上，妈妈挽着他的手臂。
“你爸爸是个好人。”妈妈摸着照片，“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秀兰，对不起，留下你们母女俩。我说，你放心，我会把安然好好养大，让她随你的姓，让你在这世上留个念想。”
“妈，您后悔吗？”我问，“如果当初让我改姓周，可能就没这些事了。”
“不后悔。”妈妈摇头，“姓什么是你的权利。你爸给了你生命，你应该带着他的姓氏活在这世上。至于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一周后，我们签了购房合同。刷卡付首付时，妈妈坚持要自己按密码。“这是我为我女儿买的房子。”她笑着说。
手续办完，我们去吃了顿大餐庆祝。妈妈喝了点红酒，脸微微泛红：“安然，妈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存了多少钱，买了多大的房子。而是把你养成了一个独立、坚强、善良的人。姓氏不能定义你是谁，你的心才能。”
新房要等三个月才能交房。这期间，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通过其他亲戚传来的，说周建国一家到处说我们母女“忘本”、“胳膊肘往外拐”、“周家的钱给了外人”。
妈妈听了只是笑笑，转头问我：“安然，你下周末有空吗？咱们去逛家居店吧，看看沙发选什么颜色。”
昨天，我们拿到了新房钥匙。打开门的那一刻，阳光洒满客厅。妈妈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花园，久久没有说话。
“妈，您在想什么？”我问。
“我在想，”妈妈转过身，眼睛里有泪光，“你爸爸要是能看到今天，该多高兴。我们的女儿长大了，有本事了，给我们娘俩挣了个家。”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我们的手都不再年轻了，她的布满皱纹，我的也有了些薄茧。但握在一起，依然温暖，依然有力。
“妈，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说，“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
妈妈点头，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手机：“对了，我把咱们新家的照片发朋友圈了。让你舅舅他们看看，我们过得很好。然后——”她狡黠地眨眨眼，“我就把他们都屏蔽了。”
我大笑起来。这个六十岁的老太太，终于学会了在数字时代优雅地反击。
窗外，晚霞满天。这个城市有千万扇窗，千万个故事。而属于我们的这一扇窗里，没有复杂的宗族伦理，没有姓氏带来的隔阂，只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用二十七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
爱不需要同姓来证明，家不需要血缘来定义。当两个人把彼此当成全世界，她们就是彼此最坚固的城池，最温暖的归宿。
至于那些执着于姓氏、把亲情当筹码的人，就让他们活在自己的围墙里吧。我们已经走出来了，走向更开阔的天地，走向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阳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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