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7岁的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前不久和三位退伍的同乡战友，时隔40年再聚首，谁知这次见面却是我们一场“生离死别”的聚会。
我出生于1956年，那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又多，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为了解决这种饥荒和贫穷，我作为大哥的，15岁初中毕业后，就没书读了，跟着父母一起挣工分。
17岁那年，大队上宣传征兵，父母让我去试试，他们觉得当兵是一种出路，没法让我读高中考大学，就让我去当兵去试试。
那时候，大队上有18个人报名，最后只有8名被选上，而其中就有我。
而入伍时，我们8个同村人，却没有分配到同个部队。其他7个人，都很幸运，有两个一起的，也有四个一起的，就我一个人，很意外地被分到很偏的一个部队。
打小没走出过村子的我，看着同村的都抱团分配了，就我独自一个人，感觉举目无亲一样，在分配的部队里很难过。后来经过几天的熟悉，才在部队里找到了三个和我同乡的战友。
也多亏有这三个同乡，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因此都很照顾我，让我一个内向的人，顺利地度过了三年的兵役生活。
他们分别叫王敏，赵东林、陈柳军。
虽然是同乡，但我们的身份阶级大有不同。王敏、赵东林、陈柳军都是高中毕业，其中王敏和赵东林是亲戚，并且他们三个都是城镇户口，只有我是初中毕业，还是农村户口。
我们之间有身份差别，但我们四个还是因为同乡的缘故，在部队里相处的兄弟一样，会互相帮忙和鼓励。
王敏是我们当中知识分子，到部队就被连长青睐，调去做了文书，他在部队因此比我们混得好，而我们三个都是打杂小兵。
但是，当兵三年后，我们四个都很失败，没有一个人争取到留队的资格，即使一直很优秀的王敏，也没得到留队。
就这样，在1977年那会儿，我们四个同批退伍了。
身份不同，退伍待遇也不相同。他们三个拥有城市户口的，退伍后纷纷都得到了工作安排，王敏去了镇单位，赵东林和陈柳军去了国企工厂，而我呢，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还是倒回了农村。
三年的兵役，还是给我镀金了，回到村上没多久，我就当上了生产大队的保管员，虽然比不上他们三个城里的挣钱多，但我好歹在村里也算是个小官。
我们四个退伍回来的头几年，都有聚会过，每次我有幸到城里，都会被他们三个好好接待一番，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战友情，很弥足珍贵，也约定要常联系常相聚。
但相聚了几次后，随着我们各自结婚生子，和工作走向，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他们三个发展顺风顺水，工作不久后纷纷得到了晋升。王敏原本在县城旁边的小镇工作的，后来升职调到了临县去了。
而赵东林家里有人，调到去了省城的大国企单位。而陈柳军还在原单位，但人家也升职了，工作更忙了，好几次去县城办事，我们都没约成。
我们四个就因为工作和生活，渐渐地就没了联系。
过去那些年，一直还在农村，没有什么发展的我，也变得不爱和他们联系，尤其是1983年，生产队解散后，我回归到农民身份，以耕田为生后，我就彻底断了和他们三个的联系。
大概9年前，他们三个退休后，闲来无事才一个个跟我联系上，但那时候我们四个都相隔很远。
王敏跟随儿子去了云南定居，赵东林留在了省城安家，陈柳军40多岁时就被派遣到隔壁市工作，随后也在那定居，只有我还留在本市。
所以，我们重新联系上的这么多年，也没有聚会成功过，不是他有事，他身体不行，就是谁走不开。
直到上个月，我们四个终于时隔40年再相聚了，但相聚的机缘却是令人心情沉重的。
当时我们这边开始变天转冷了，我正和老伴忙着帮腌咸菜入冬，结果赵东林打来电话说，王敏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了，已经回到县城，想和我们几个战友见见面。
听到这个消息，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立马就收拾东西赶去了县城。
那天我和赵东林、陈柳军在王敏的家中相聚，时隔多年再次见面，我发现不仅是王敏饱身体不行，而他们两个发展比我好的也不行了。
去了省城，小领导退休的赵东林是我们几个中发展最好的，退休金也最高的，但人家现在也一身病痛，糖尿病+心脏病，背着的背包里随时装着救心丸和胰岛素。
而陈柳军，虽然才比我大1岁，但他也不大行了，前几年脑梗，做了手术救过来了，可记忆不行，左半边的手脚也麻木了，这次来都是他儿子陪着来的。
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变成这样，我心里是很感触的，尤其是看到被癌症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王敏，我更是泪流满面了。
怎么他们一个个比我发展好，老了却活得如此悲催？
那次相聚后没一周，王敏就去世了，原本我们三个都要去参加王敏葬礼的，但是那天，赵东林住进了医院，而陈柳军也因为行动不便，没有来，只有我一个去了王敏的葬礼。
那天，陈柳军托我随吊金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再次让我泪目，他说：“那次去王敏家，也许就是我们四个的最后一面了！”
虽然他说得很丧气，但仔细想想，那天好像真的就是我们一场“生离死别”的聚会。
王敏走了，赵东林的身子也不久矣，而陈柳军还在坚强着，可也没办法出来聚会了，而我呢，条件有限，还得在农村奔忙，也没办法说走就走。所以，我们三个还要相聚，真的就难了，恐怕下次见面，又是谁要先走一步了。
哎，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岁月更无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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