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初的一场夜雨刚停，泰兴汛期的河风将湿冷吹进指挥部帐篷，烛火在风口处摇成一条线。电报值班员推门而入，手里攥着一纸新到的电文。纸面上几行鲜红——李长江调兵逼近郭村，限三日内我军撤离。屋里众人默然，灯影下的叶飞抬眼，只道一句：“看样子，他们逼我们亮底牌了。”一句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从雨声拉回到桌上的作战地图，也拉开了这场“违抗”风波的序幕。
叶飞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却已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挺进纵队副司令员。自吴家桥一战后，他判断部队急需修整，且必须尽快在有群众基础的村镇扎根，于是联系同情抗日的朋友颜秀五，请对方协调，把主力调往宜陵东北的郭村。郭村小小集镇，三面沟渠，一面临河，背水而守，对熟悉水网战法的新四军来说恰好合适。但对国民党地方武装而言，这片地头象征着控制权，一旦让新四军驻扎，恐怕就再难撼动。韩德勤的一封密电点燃了导火索——“新四军以防敌为名扩张地盘，务宜限期驱逐”。李长江听罢怒火中烧，随即下令：三日之内，必须让叶飞滚出郭村。
消息层层上传。4月5日凌晨，刘少奇拍来电报，同意叶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构想；紧接着，江南指挥部陈毅在南京江畔收到抄件，连发三电：务必避免在郭村死守，如战事难免，则退至吴家桥，背靠长江可策应；若仍不行，再选有利地形机动。末尾一句，“切勿于郭村孤军”，尤其醒目。陈毅深知此役风险：此时新四军主力尚未北渡，苏中一线兵力空虚，若在郭村被围，后果难料。
叶飞却有自己的盘算。他对副参谋长解释：“郭村虽小，百姓愿给我们运粮送情报，地形又利设伏。再拖下去，张公任的八支队恐怕保不住，苏中局面就散了。”言罢，他调出一营火速备战，同时将情况电报发往各方，等待回应。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张公任派人飞骑报急：李长江已命四个支队准备先吃掉虾蟆圩的陈玉生。若陈玉生失守，苏北抗日统战便形同虚设。叶飞盯着报信战士溅满泥点的军帽片刻，做出惊人决定：主力一团立即起程增援虾蟆圩，自己亲自率队同行。随行人员暗自咂舌—这意味着郭村将空虚，万一李长江掉头猛攻，后果难测。叶飞只说一句：“声东击西，给他们添点麻烦。”
陈毅第四封电报在途中截到了叶飞“东援”的消息，震怒之余复电数百字劝阻。电报送至前线时，叶飞已踏上去虾蟆圩的古堤。有人担心，“司令，陈老总连发电令，咱要顶着？”他挥手，“先解决眼前难题。”众人默默跟进。另一头，驻在郭村的1团参谋长廖政国高烧不退，听见叶飞竟带走主力，差点翻身而起。医护刚按住体温表，他就摔开被子：“真糊涂！命令三道了，还跑！”身边警卫劝他休息，他咬牙撑起身子往门口冲。
正当廖政国踉跄着掀帘，却猛地撞上一个人，抬头一看，叶飞双手负后站在雨雾中，满脸笑意。廖政国气得声音发颤：“命令你别在郭村死守你不听，现在又溜出去添乱！”叶飞压低嗓子，只吐出一句短短的话：“违抗就对啦。”24个字不到，却给参谋长泼了瓢冷水。原来，所谓“东援”只是烟幕。叶飞领少数警卫大摇大摆出村，夜色遮掩下却又掉头潜返。与此同时，他命胡炳云率主力隐蔽待机，以逸待劳；而传出去的“主力远去”风声迅速传到李长江耳里，顽军判断郭村仅剩残兵，便放下防备，准备先围虾蟆圩。
等敌军前锋摸到郭村南侧河滩时，四周的阡陌、竹篱里突然枪口齐吐火舌，密集火力将顽军劈成数段。天黑路熟的新四军早布下交叉火网，加之乡勇民兵配合，顽军数次突围未果，只得仓皇后撤。而虾蟆圩前线收到凭空冒出的压力骤减，陈玉生得以稳住阵地。三日后，陈毅赶到江北，得知顽军已被击退，只能摇头苦笑：“叶飞还是那个叶飞。”
回头细算，叶飞此番“违抗”至少带来三重效果：其一，保存并稳固了郭村根据地，为苏中抗战留下前沿支点；其二，声东击西迫使敌人兵分两路，化解了对虾蟆圩的威胁；其三，更以行动证明了基层指挥员就地决断的价值。有人问他为何敢赌，他摊开手：“兵在我手，地形我熟，多少胜算心里有谱。”
值得一提的是，廖政国的那声怒斥并非演戏。此时的他不过二十八岁，却已历经皖南突围、生死鏖战，对执行命令向来一丝不苟。叶飞的“置之度外”在他眼里简直就是拿数千弟兄的命冒险。两人争执罢了，终因胜利而烟消云散，却也折射出新四军内一种独特的作战文化——在不违背大方向的前提下，前线指挥员可根据实情临机决断，甚至承担“顶风作案”的责任。
后人评价此役，常将其视作苏中抗战时期新四军灵活用兵的一个缩影。若无叶飞的激进谋略，陈玉生支队或许难逃被各个击破的命运；若无廖政国的杠铃似的警报，叶飞也未必把风险与收益衡得如此精准。两位青年军官的激辩，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硝烟中对“服从”与“机断”界线的反复摸索。
回顾这段插曲，还会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当夜叶飞回到郭村后，刻意命人在村外围焚起湿柴，让青烟缭绕，仿佛营地依旧炊火淡淡。与此同时，各连迅速转入隐蔽阵位，并在乡亲帮助下挖设交通壕。等李长江部队摸黑进村时，只见一片废弃的锅灶，却没料到枪弹已瞄准他们的背影。战斗不到两个时辰，顽军伤亡百余，被迫溃散。新四军仅付出轻微代价，守住了立足之地。
战后总结会上，陈毅听着汇报，沉默良久，最后说：“前方形势瞬息万变，命令若与实际不符，允许指挥员因地制宜，这是纪律，也是胆略。”语气平静，却让在场青年军官们记到笔记本的最顶端。叶飞站在一旁，揪着衣角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咧嘴一笑：“还是那句话，该违抗时就得违抗。”众人哄然，却没人再追究。因为结果摆在那里——郭村的村口插着青天飘扬的八路军军旗，百姓从屋后的小道提着热汤送到阵地，这一幕，比任何报告都有说服力。
遗憾的是，几个月后的皖南事变中，日益白热化的国共矛盾终爆发至顶点，像郭村这类摩擦化解的成功案例再难复制。但在1940年那个多雨的春末，一场“违抗”赢下的胜利，仍让人看到战争中“按原则服从”与“对实际负责”并存的可能性。它也提醒后来者：军令如山不假，然而信息不对称时，前线指挥官的实时判断有时更贴近战场真相。廖政国危病之身冲出帐外的那一撞，把疑问和担忧都砸了个正着；叶飞回身一句“违抗就对啦”，则定格成战场上独一无二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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