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8日傍晚，福安县公安局档案室的台灯亮得刺眼。几份匿名检举信连同三户农民忽然激增的存款记录摆在桌上，一位年轻警员皱着眉头嘀咕：“哪来的横财？”这句自言自语引出了随后长达数月的侦缉，也意外掀开了一段被硝烟遮蔽的往事。

蹊跷之处不止财富突然膨胀。那三人向来好赌，年年开春都要向米行赊账度日，如今却能一口气买下两头耕牛、三间瓦房。经再三比对，公安人员决定跟进暗访；他们没想到，线索会指向两年前在战场上“失踪”的华东野战军师政委阮英平。

阮英平这个名字在福建并不陌生。1913年9月，他出生在福安县北门外的山村。十岁丧父，母亲靠替人缝补养活五个孩子，两位姐姐被送作童养媳。他读了两年私塾便辍学，到糕点铺学徒。邻居常说他倔，“认死理”，可正是这份倔强，让他先在《水浒传》里找到了替弱伸张的念头，后在现实里投入了火热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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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17岁的阮英平在赛岐镇茶行遇见了化名“老陈”的陈洪妹。这位地下党员白日挑茶箩，夜里却给苦力们讲什么叫“打土豪、分田地”。阮英平听得热血上涌：“要是能跟你们干上一回，也值！”一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许多青年的共同选择。

茶行歇业，阮英平回乡串联，“十八义兄弟”很快学会组织农民大会、分发传单。1931年春，中央巡视员邓子抵达闽东，农运声势迅猛扩散，地主闻风色变。当年腊月，阮英平奉命赶往甘棠，同陈洪妹会合，正式填写入党志愿书。

1933年10月的深夜，甘棠暴动打响。阮英平率队拔掉敌哨，五分钟后敌营陷入一片黑暗。缴获二十多支步枪的那刻，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已被同伴称作“少年雷公”——雷公是闽东方言里“疾风暴雨”的意思，形容他干脆利落。

随后两年，他帮助叶飞重建闽东根据地，辗转周宁县、宁德县、寿宁县。1937年抗战爆发，他与部队北上，先在闽赣边区拦截日军补给，再随新四军奔赴苏中。八年烽火，他从排长一路干到旅副政委，十多处刀口上捡命。

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粟裕整编华东野战军。时年34岁的阮英平任某师政委，屡在孟良崮、涟水一线拿出漂亮的“政治攻心战”范本。粟裕私下评语简洁：“阮政委，稳。”

1947年底，组织安排他回福建加强闽东党政军班子。走前，他在蚌埠给老友孙克骥留信：“若数月不见，烦你替我照看家小。”谁也没想到，这封信成了诀别。

回闽途中，国民党“清剿队”突袭宁德山区，内部又有叛徒递出行踪。1948年1月下旬，阮英平被迫同秘书陈书琴分散转移，独自隐入北洋大窝村。为了不连累乡亲，他谎称自己是遭劫商人，临时借宿范起洪家。

“商人？看着倒像读过书的人。”范起洪的邻居范妹仔边抽旱烟边怀疑。第三天夜里，周玉库凑上门借宿，无意间瞥见阮的皮带缝里夹着厚厚法币，三人合谋，决定行凶。2月3日晚，棍影闪过，阮英平倒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乱石与铁锹很快掩埋了一具未寒的忠骨。

战事正急，前线一时只收到“联络中断”的电报。直到半年后，退敌转进的游击队在山坳里翻出一截军靴，才拼凑出可能的遇难真相。怒火中的粟裕下令：“挖地三尺，也要查出真凶！”无奈战线绵延，线索稀薄，侦查被迫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如网撒开。福安县公安局接连收到举报，指向那三名骤富的农民。漫长审讯中，周玉库终究崩溃：“我们动手时，他还喊着‘同志们撑住’……”几句话，证实了阮英平的真实身份。

审判时，庭上寂静。旁听席老游击队员抹泪，却无人替凶手开口。三名罪犯以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余包庇者亦获重惩。判决书附卷宗，送往南京转呈华东军区。粟裕得知，长时间沉默，只留下四字批示：“严正昭雪。”

阮英平的遗骨被重新迁葬，安葬前，部队为他补发了遗漏的三等功奖章。闽东老区的老人回忆，祭奠那天细雨如丝，山风吹过松林，似在替那位“少年雷公”低语。岁月更迭，他的事迹渐被尘封，直至那三张存款单浮出水面，才使这位烈士的名字重新被人提起。

往事重温，人们才明白，革命的胜利并不只在枪林弹雨中夺取，也在每一个静默山村的暗夜里付出血的代价。阮英平的故事，提醒后来者：和平从未从天而降，它凝结着无数无名者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