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的珠江两岸细雨迷蒙，广州电灯厂里出现了一位身影消瘦却步履利落的女局长。老工人们没想到，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局长办公室里坐着的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共产党人——曾志。她说话爽快：“线路老旧的问题先顶上去，夜里不停电，城市才亮得起来。”这句话在车间里传了很久，也在一转眼中拉开了她和丈夫陶铸在广东并肩奋战的序幕。
时间推到1966年春。中央一纸调令，将陶铸从岭南送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离别前夜，岭南潮湿的海风拂过两人鬓发，陶铸有些自嘲：“这回怕是回不来了。”曾志听得出那句话里的重量，随后请假北上，在北京西山疗养院做短暂休养，实则想陪伴丈夫度过那场注定艰难的岁月。
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陶铸胃部旧疾频繁发作，手术后依旧反复呕吐，夜里疼得睡不着，只靠含一片薄荷糖缓解恶心。曾志劝他：“实在忍不住就哼两声吧。”陶铸却摇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怕吵到你。”两人挤在简朴的小屋里，相互扶持，却也清楚政治风向的骤变比病痛更难捱。
1968年9月的一个清晨，汪东兴走进西山的病房。交谈不长，意思却明白——组织决定把陶铸转往安徽合肥；至于曾志，可选去广东也可随行。话音落下，窗外冷风卷起落叶，气氛凝滞。曾志把消息转述给丈夫时，房里静得只剩秒针的跳动。半晌，陶铸抬头，目光很亮：“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拖不了多久，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句话似刀割，曾志心里一紧，却不敢辩驳。
10月18日清晨，合肥来车停在中南海西门外。陶铸裹着灰呢大衣，步子蹒跚。曾志扶他到车前，双手颤着替他拉开车门。临别时陶铸压低声音：“想想那些已倒下的同志，我够幸运的了。好好活。”车窗缓缓升起，他侧过脸，把额头抵在玻璃上，隔窗挥手。曾志追着车尾多看了几秒，才发现袖口已被泪水浸湿。
去往合肥的途中，陶铸随身只带了几本工作笔记、一张全家合影和一副老花镜。他在安徽省立医院病房里度过余生，发烧、腹痛、消瘦，所有症状接踵而至。医护回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文件还没批完，别耽误。”然而病魔没有给他更多时间。1969年11月30日夜，陶铸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享年六十。病榻旁没有家属，只有躲在门后默默擦泪的护士。
消息翌日传到粤北翁源县渔溪大队。曾志那时已被下放劳动，肩挑竹篓上山割草，听见报丧电报，竹篓哐当落地。队里大姐悄声劝：“曾书记，先坐一坐。”她却只是抹了把脸，拄着镰刀站了许久，好像要把泪水逼回眼眶。
粤北山高林密，湿气重，年近六旬的曾志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挑一次稻谷，双肩疼得抬不起手。夜里，她蜷在简陋的土炕上，风从门缝灌进来，咳声连着咳声。熬到1970年初，她写信向北京求助，坦诚身体状况难以支撑高强度体力活。周总理批示：可调北方休养。手续一周办妥，她却在离别那天红了眼眶——渔溪大队的乡亲挤满土路，送上一篮米酒蛋，说：“您是好书记，我们记得您。”
1972年春，曾志抵达陕西临潼干休所。组织关系、粮油票、医疗、工资分散在数个部门办理，来回跑了大半个月才理顺。空闲下来，她在平房前种下石榴树、月季花，又习惯性拿起工作笔记，把自己遇到的管理分散问题写成报告。信寄出没多久，毛泽东批示：“愿留西安可安排工作，不愿意，可调回北京。”这个选择让她心头一动——北京，有丈夫最后生活过的痕迹，也有未竟之事。
1973年夏，她回到首都。汪东兴迎接时，拍着她的肩：“好好养身体，其他不用操心。”曾志点头，却在66岁那年再度走进中组部，担任副部长。文件堆积如山，她依旧伏案修改，偶尔对年轻干部说一句：“字斟句酌，关乎干部前途。”简短，有力。
1998年4月，曾志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安静的病房里摆着一张旧相片：1968年10月18日，合肥专车旁，陶铸把脸贴在车窗上向妻子挥手。照片泛黄，却把半个世纪的风雨定格在那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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